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间谍小说因为处于传统雅俗二元框架的边界线上而经常难以获得准确的价值指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优秀课题“类型文学与数字人文视角下的百年中国间谍小说研究”（2021EWY001）指出，间谍小说表面上具有通俗类型小说的审美趣味，其实蕴藏了巨大的严肃文学反思与文化政治解读潜能。
原文 ：《形式的政治：作为一种新大众文艺的间谍小说》
作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战玉冰
图片 |网络
作为侦探小说与政治小说的间谍小说
间谍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舶来品”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算长，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民初对于“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中几个涉及反间谍题材短篇（比如《海军协定》）的翻译，而中国作家的间谍小说创作形成相对具有影响力的热潮则要等到20世纪40年代，距今也不过七八十年的历史。
间谍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侦探小说与政治小说的结合，侦探从一般的偷窃、凶杀案件开始，介入到政府间的情报窃取和政治斗争之中。从欧美间谍小说的发展源头来看，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世界局势及时代状况的紧密呼应，二是和侦探小说类型之间的血脉关联。其中，前者主要体现为欧美间谍小说发展的第一轮高潮正值两次世界大战之际：从二战时期的英德间谍故事，到“冷战”时期的美苏谍战想象，以及“后冷战”时期，大量关于国家军事安全机密与泄密、中东局势、国际恐怖组织等的间谍小说纷至沓来。后者则主要体现为间谍小说对于侦探小说中悬疑的设置、惊险的氛围、发现的程序、逻辑推理的运思方式等类型元素的继承和使用，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种小说类型之间的关联理解为侦探小说中侦探为个人权益而奔走上升至为民族国家利益而奋战，由侦破谋杀到制止战争，由个体到国体。
中国间谍小说的第一次创作热潮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也大致符合上述所总结的西方间谍小说发展的源头和趋势。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本土间谍小说呈现繁荣的创作景象，确实与当时国内的抗战大环境以及错综复杂的时代局势密切相关。正如学者魏斐德在描述从卢沟桥事变之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时局时所说：“1937年至1941年期间，‘上海孤岛’立刻如战时的卡萨布兰卡或里斯本一样，成为间谍、情报人员、奸细的避风港。”现实中的情报争夺战为小说家们想象间谍传奇故事提供了有效依托。20世纪40年代，茅盾的《腐蚀》、徐訏的《风萧萧》、陈铨的《野玫瑰》以及屠光启的《天字第一号》等作品，以间谍叙事为核心，横跨小说、话剧与电影等多种媒介，持续引发文化轰动，展现了战时中国大众文艺的多元形态。另一方面，经历了晚清时期西方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以及20年代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这一时期中国侦探叙事的各种技巧日趋成熟，无论是程小青笔下的神探霍桑，还是孙了红塑造的侠盗鲁平，都各显神通，开始对付起日伪政权操纵下的各路间谍。政治想象与侦探叙事这两股力量的合流，最终形成20世纪40年代中国间谍小说的第一个发展高峰。
反特小说：“当赵树理遇见福尔摩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方面受苏联反特惊险小说的影响，另一方面源于当时中国所处的现实国际局势，反特惊险小说作为一种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学类型获得了空前发展，我们也不难借助“间谍”-“反间谍”-“反特”的词源谱系，将反特小说放置于传统间谍小说的类型发展延长线上。与西方间谍小说不同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反特小说的文类生产，是深刻根植于社会主义人民政治话语逻辑之中的。正如沙德里·基雅立所指出的，“人民”本质是一个对抗性的概念，是针对其敌对的外部而存在的，“想回答‘人民是什么？’，本质上就必须先回答：‘人民是针对谁而构成的？’……‘人民’的实体想要得到有效的具体化，敌对的外部必须存在，无论是封建贵族、邻国人民、压迫者，还是那些被认为有害的人。‘人民’是权力关系的历史，是把‘人民’的概念加诸普遍范畴之中的历史，是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进一步来说，“人民”这一概念本身就内含了其对于敌人的想象，以及革命性和斗争性的自身诉求，甚至可以说，越是突出对敌人反面形象的刻画，就越是能够反过来确认人民自身的边界与其作为统一群体的特征，同时激发并增强其行动性与实践性。这种“人民”所带有的“对抗性”逻辑结构正是反特小说、反特连环画、反特电影，乃至当时整套反特叙事话语得以产生的根本性逻辑起点。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反特小说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侦探、间谍小说的通俗类型模式，尤其体现在对于悬疑性和神秘感的审美趣味；其又属于社会主义通俗文艺的有机组成部分，天然内涵人民文艺追求的清晰易懂与革命教育属性。由此，反特小说成为我们观察两种通俗文艺相互结合的一个绝佳入口，这两种“通俗”可被概括为“革命通俗”与“类型通俗”、“社会主义通俗”与“资本主义通俗”，也可以说是“赵树理的通俗”与“福尔摩斯的通俗”的一次“相遇”。
具体到反特小说的文本内部，一方面，反特小说中的“革命通俗”借助“类型通俗”来获得其伦理上的正义性（惩恶扬善）、逻辑上的严密性（证据推理）与阅读上的趣味性（悬疑惊险）。革命追求“真理”和侦探小说追求“真相”二者本身就具备了某种“同构性”关系，反特小说中“找出并抓住特务”的故事必然结局与通过小说阅读来完成“教化读者提高警惕”的群众教育目的其实只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另一方面，反特小说中的“革命通俗”与“类型通俗”之间存在某些不可调和的“异质”与“抵牾”之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消解了侦探小说在“凶手”人物形象与身份塑造方面的匿名性与悬疑性等基本类型诉求。
从小说、图像到影视的跨媒介传播
沿着“革命通俗”与“类型通俗”的辩证思路，将目光进一步推及小说这一艺术形式之外，考虑到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文化水平有限、识字率不高等客观情况，反特故事需要借助不同的艺术媒介和表现形式来增大其传播和普及力度，反特连环画和反特电影就是格外值得注意的两种反特题材跨媒介艺术实践。此外，还有诸如“带有拼音标注的反特小说读物”“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或撰写的反特小说”“以盲文翻译或撰写的反特小说”“以图为主，配有简单文字介绍说明”的反特连环画和反特题材话剧、地方曲艺等各种反特故事的通俗艺术表现形式应运而生，其受众对象从反特小说的一般阅读群体，进一步拓展和“下沉”至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和观众、少年儿童、少数民族同胞和视障人群等方方面面。而反特小说及一系列跨媒介改编，如果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还有一个更为准确的命名和指称，即“反特文艺实践”。
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机的普及，以及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成为一切文化媒介运行的平台和载体，谍战叙事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比如麦家的《暗算》、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谍战小说是目前唯一一种可以获得国内最高文学奖项认可的通俗小说类型。又如电视剧《潜伏》引发轰动效应，其对于《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等革命叙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新世纪以来的谍战叙事中，相关文艺作品通常一方面呼应着现代个体的生存困境与身份焦虑，另一方面又关联到民族国家的构建与想象，其中蕴含着关于个人与国家、个体与民族、小我与大我、生存与信仰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因此有着越出一般通俗类型框架之外的严肃文学思考与表达潜能。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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