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0 月 12 日，中国半导体巨头闻泰科技的一则公告，揭开了荷兰政府对中资企业的 “司法夺权” 序幕 —— 其全资子公司安世半导体的全部资产、知识产权被冻结，中国籍 CEO 遭停职，外籍高管被要求转让股权，这场针对中资控制权的剥夺，仅用 8 天便走完从行政禁令到法院裁决的流程，与荷兰商事案件平均 6-12 个月的周期形成刺眼反差。而这起事件的背后，是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又一次严峻考验。
安世半导体的命运转折，本是跨国并购的成功范本。作为原飞利浦半导体标准产品事业部，这家拥有 60 余年历史的企业曾深陷经营危机，2019 年被闻泰科技全资收购后，凭借中方注资实现 “零负债” 重生：2024 年营收达 147.15 亿元人民币，为荷兰贡献 1.3 亿欧元企业所得税，研发投入较收购前激增 153%，车规级芯片更是占据全球 14% 的市场份额，为欧洲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
但这份 “双赢答卷”，却在荷兰政府的 “国家安全” 名义下被彻底推翻。2025 年 9 月 30 日，荷兰经济事务部率先以模糊的 “安全关切” 冻结安世全球 30 个主体资产；次日，公司三位外籍高管首席法律官、首席财务官、首席运营官便同步提起诉讼；阿姆斯特丹法院在未开庭审理的情况下，迅速作出剥夺中方控制权的裁决：暂停闻泰实控人张学政全部职务，任命拥有 “决定性投票权” 的外籍独立董事，99% 股权交由第三方托管。
这种 “行政指令 + 司法裁决” 的双重绞杀，本质是披着法律外衣的霸权行径。荷兰政府在享受安世带来的税收、就业红利数年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冻结其数百亿资产，仅账面资产已达 147 亿元，叠加知识产权后规模更甚，暴露了 “商业利益优先时合作，地缘需求至上时掠夺” 的双重标准，也打破了跨国并购领域 “合法收购即受保护” 的基本共识。
对闻泰科技而言，这场控制权丧失堪称 “灭顶之灾”。自 2024 年底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出售 ODM 等非核心资产后，半导体业务已成为其唯一核心板块，占 2024 年营收的 100%。如今治理权旁落，直接引发三重危机：战略决策权丢失，新产能布局、技术授权等关键规划被打断；合并报表能力受限，即便保留收益权，治理权缺失也将严重影响公司估值；2019 年高溢价收购形成的巨额商誉，更因资产冻结面临减值风险，进一步侵蚀公司财务根基。
更深远的影响，蔓延至中国半导体乃至关键制造业产业链。安世半导体并非普通企业，其在汽车 MOSFET 领域位列全球前三，产品直接供应比亚迪、宁德时代等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在工业控制领域，其功率半导体广泛应用于高铁、电网等基础设施；作为国内少数具备晶圆制造能力的跨国平台，它更是中国 IDM（垂直整合制造）模式突破的重要支点。
荷兰冻结令的生效，意味着中国产业链将面临 “断供风险窗口期”：车规级芯片的替换周期长达 18 个月，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供应商，可能导致新能源汽车产能受限；工业控制领域的技术断供，将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而安世的受阻，也让中国半导体在 IDM 模式上的探索失去了重要的跨国实践平台，进一步拉大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
荷兰政府此次反常的 “高效操作”，绝非孤立事件，而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半导体围堵战略的 “欧洲篇章”。从时间线与事件关联来看，美荷协同的痕迹清晰可见：2025 年 9 月，美国刚向荷兰施压，要求扩大对 ASML 的技术出口限制范围，进一步压缩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的空间；安世半导体位于德国的工厂掌握着 FinFET 工艺，恰好触及美国对中国半导体技术管制的 “红线”；而三位外籍高管提起诉讼的时机，又与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周期高度重合，不排除借 “打压中资” 为美国国内政治造势的可能。
更值得警惕的是，荷兰开创了 “司法夺权” 的恶劣先例，这将彻底破坏全球产业链的信任基础。此前，中资企业收购欧美科技企业虽面临政治审查，但 “合法收购后被司法剥夺控制权” 的情况尚属首次。这一操作若成为范本，未来中资收购的欧美半导体企业都可能面临 “秋后算账” 的风险：知识产权安全无法保障，安世拥有的 2000 项专利可能被强制授权，跨国并购的信心将严重受挫，欧洲企业也可能因政治压力终止与中企的联合研发，导致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陷入 “阵营化” 分裂，进一步推高行业成本。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国企业与产业层面已开始探索破局路径。在司法层面，闻泰科技已联合国际律所启动法律程序，未来的突破口可聚焦三个方向：针对荷兰法院的程序违法，未庭审即作出剥夺控制权的裁决，违反了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原则；质疑荷兰经济事务部的行政越权，以 “国家安全” 为由干预合法的股权结构，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与事实支撑；调查三位外籍高管的利益冲突，不排除其受欧美资本指使，存在恶意诉讼的可能，若能证明这一点，可大幅削弱裁决的法律效力。
而在产业层面，这场危机也倒逼中国加速推进半导体产业链的 “自主可控”。一方面，需重点扶持国内车规级芯片企业，缩短国产替代的周期，尽快填补安世可能留下的市场空白；另一方面，可加大对第三代半导体的投入，碳化硅器件等产品可部分替代安世的硅基功率半导体，为产业链提供 “备选方案”；此外，还需建立跨境投资保险机制，设立中企海外资产政治风险补偿基金，为未来中资企业的跨国并购与运营提供风险保障，避免 “单个企业承压、全产业链受损” 的局面。
安世半导体控制权之争，是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向半导体产业渗透的缩影，它警示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依赖外部并购” 的路径已面临越来越高的政治风险，唯有坚持自主创新，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才能真正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同时，这场危机也让全球看到，将商业问题政治化、以司法手段掠夺企业控制权，最终只会破坏全球产业链的稳定与繁荣，损害所有参与者的利益。未来，中国半导体产业需在应对危机中加速成长，在自主创新中突破围堵，为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与包容性贡献 “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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