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武汉女大学生吴明珠，放弃了城里的工作，趁父母不注意，连夜逃往新疆，父亲称要与她断绝关系，母亲气得生了3天病，谁知几年后女孩回家，父母两人却目瞪口呆。
1955年那会儿，吴明珠还是个西南农学院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正静静站在家中老式木门前，手上一只灰色皮箱，里面塞满从家里偷摸带出来的衣物和几本种子遗传学的书。
她知道，这一走，父母会暴怒、会担心、会不解，甚至可能真的如父亲所说“断绝关系”，可她没有回头。
那年夏天，武汉夜色闷热，父亲在睡梦中还在念叨：“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最后还不是要在机关里过安稳日子。”
母亲则在厨房里絮叨着：“明珠，你那么瘦弱，吃不了苦的。”可吴明珠的心里，装着的，是新疆那片遥远的土地，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那份调令纸单调的白色，和报效祖国的渴望撞击出的火光。
她是怎么下定决心的？其实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理由，只是1955年春天，学校的讲座上，袁隆平说：“中国的土地，这一代人要自己守。”
那一晚，吴明珠没睡着，她想起新疆荒芜的戈壁、想起资料里写的高温、缺水、农技人才短缺，内心那个念头就像瓜子破土，怎么也压不下去。
那天夜里，她趁父母熟睡，拎着箱子，悄悄溜出了家门，母亲第二天醒来发现女儿不见了，哭得瘫坐在地上，连着三天高烧不退。
父亲气得在家门口砸碎了她最喜欢的搪瓷碗，扬言：“她要去受罪，让她去，今后别认我这个爹！”
邻居们都来看热闹，有人说：“这女娃子，疯了。”有人却在小声议论：“她要是成功了呢？”
但一开始，吴明珠完全不听周围人的话，夜里躺在土炕上，虱子在被褥里爬来爬去，她却没有哭。
她在日记里写：“既然选择了远方，苦一点算什么？”她开始跟着维吾尔族姐妹学说话，学唱歌，慢慢地，大家给她起了个新名字——“阿依木汗”，意思是“月亮姑娘”。
她喜欢这个名字，像是重新出生了一回，1956年到1959年，三年时间，吴明珠几乎踏遍了吐鲁番盆地的每一个生产队。
天蒙蒙亮，她就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在戈壁滩上，每到一个地方，她都要和农民们一起下地，摸瓜藤，记瓜型，甚至晚上还得顶着星星回驻地。
她在自己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下每一种甜瓜的特征，三年时间，收集了44个瓜类品种，建立了新疆第一份瓜类资源档案。
有一次，她在一处田埂边，遇见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脸上晒得漆黑，他问她：“老师，你为什么不回城里？”吴明珠愣了一下，回答：“这里的瓜，要有人管。”
男孩怔怔地看着她，突然笑了，把一块刚切开的哈密瓜递给她：“老师，这瓜甜。”
1958年，她的同学杨其祐——也是袁隆平的室友，放弃了北京的研究职位，来新疆陪她，他们在荒地边盖起一间小屋，白天一块跑田埂，晚上一起翻译资料。
生活很苦，杨其祐患上了胃病，常常疼得弯腰，但每次看到吴明珠还在田里顶着烈日，他总会强忍着走出去。
夜深人静时，杨其祐曾问：“明珠，你后悔吗？”吴明珠只是笑：“你也来了，不就不后悔了。”
1986年，杨其祐胃癌晚期，住进医院，吴明珠刚好有好消息，她颤着手把消息告诉他，杨其祐努力睁开眼睛：“你一定要把瓜种好。”
他去世五天后，吴明珠擦干眼泪，重新回到瓜田，她的孩子，是在新疆孕期里早产的，医院设备简陋，孩子出生后，被送回武汉由外婆带大。
许多年后，吴明珠探亲回家，孩子已经快认不出这个母亲，家里亲戚都劝她：“你已经够了，回来吧。”但她只是淡淡地说：“瓜还没授粉呢。”
后面她选育的“红心脆”哈密瓜，红遍香港，她又不断努力，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组织上给她分了一套“院士楼”，她却谢绝了，把40万奖金全部捐给了新疆的育种团队，她说，钱太沉，她要轻装上阵。
六十二年的时间，她培育了三十多个瓜的品种，帮助中国人实现了“吃瓜自由”。
回到最初的那个夜晚，武汉的老宅子里，父母因为她的离开各自受伤，可当几年后吴明珠带着“阿依木汗”的名头和新疆的瓜种回家，父母看到她黑瘦却笑得明亮的样子，竟一时呆住。
父亲手里的烟都掉了，母亲抚着她的头发，哽咽了好久：“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吴明珠笑着，没说话。她的手心里，攥着一包新疆的瓜子。
这不是一个传奇，而是一个真实的、长达一生的选择，吴明珠后来常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可她用一生的执拗和热爱，把中国瓜田从荒凉带到丰盈，如今她记不清许多人的名字，但“瓜该授粉了”这句话，却在心里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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