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

有这么一个国家,国土面积仅约等于半个重庆,人口不过18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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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大麻交易随处可见,性交易是合法纳税的正当职业,它还是全球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和安乐死的国家。

听到这,你脑海里浮现的或许是一个混乱、堕落、缺乏管制的“法外之地”。

但现实却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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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人均GDP高达7万美元,稳居世界前列;农产品出口额全球第二,仅次于庞大的美国;它拥有壳牌、联合利华、飞利浦等十几家世界500强企业。

更要命的是,它的一家公司——ASML,垄断了全球最高端的芯片光刻机,死死扼住了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的喉咙,成为全球科技产业链金字塔尖的无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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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就是荷兰。

一个集“放荡不羁”与“精密严谨”于一身的矛盾体。

从“海上马车夫”到芯片霸主

或许很多人都无法想到,这个曾经的海上马车夫、西方霸主,它崛起的起点,竟然是一条小小的鲱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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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末,一个叫威廉·贝克尔的荷兰渔民,发明了一种独特的鲱鱼腌制技术,能让鱼的保鲜期超过一年。

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简直是降维打击。

靠着这一“核心科技”,荷兰垄断了欧洲的咸鱼贸易,赚到了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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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资本,荷兰人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海洋。

17世纪,他们设计出一种肚子大、造价低、所需船员少的经济型商船,运输成本全欧最低。

很快,欧洲海上飘着的10艘商船里,就有8艘挂着荷兰旗。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

荷兰人的商业天赋在1602年达到了巅峰。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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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股东上至市长,下至女仆,真正实现了“全民皆商”。

政府更是以国家特权入股,开创了“政企合作”的模式。

紧接着,1611年,全球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诞生,解决了股权流动问题。

为了保障资金安全,世界上第一家现代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也应运而生,其信誉之高,甚至在与西班牙交战期间,西班牙贵族都放心把钱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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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商业规则和利益的极致追求,刻在了荷兰的基因里。

1656年,荷兰使团为打开与中国的贸易大门,在北京毫不犹豫地对顺治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

在欧洲人普遍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的年代,荷兰人却觉得,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子一文不值。

这种深入骨髓的务实精神,穿越数百年,完美地在今天的ASML公司身上重现。

当今世界,中美科技战愈演愈烈,芯片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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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造5纳米以下高端芯片所必需的EUV光刻机,全球只有ASML能造。

这家荷兰公司几乎100%垄断了高端市场。

没有它的设备,就没有今天的智能手机、AI服务器和超级计算机。

ASML就像当年那个掌握鲱鱼腌制秘方的渔民,手握独门绝技,让全世界都得看它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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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管制的“自由”与新教的枷锁

看完了荷兰硬核的经济实力,我们再回头看它那些惊世骇俗的“开放”政策。

很多人认为,这是荷兰人追求“自由”的结果。

但一个更接近真相的答案可能恰恰相反:这些所谓的“自由”,其实是一种被严格管制的“失控”,其背后,是比大多数国家都更为深刻的社会纪律与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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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看看大麻。

在荷兰,你确实可以在遍布街巷的“Coffee Shop”里买到大麻制品。

但这绝不意味着毒品泛滥。

事实上,荷兰政府对大麻的种植、销售和购买设有极其严格的规定。

你不能在公共场合吸食,不能卖给未成年人,每个店铺的库存量和个人购买量都有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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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目的并非鼓励吸食,而是通过合法化,将这个灰色地带纳入监管,从而进行有效的健康引导、征收税款,并切断与硬性毒品相关的犯罪链条。

这是一种典型的荷兰式思维:既然无法根除,不如将其置于可控范围之内,将危害降到最低。

这并非自由的胜利,而是管制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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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阿姆斯特丹闻名世界的红灯区,也不是放纵的天堂。

性交易在荷兰被视为一种正当职业,从业者需要登记、纳税、定期体检。

整个产业被严格地规划在特定区域内,受到法律和警察的严密监控。

这再次体现了荷兰人务实的管理哲学:与其让性交易转入地下,滋生犯罪和疾病,不如将其规范化、透明化,保障从业者权益的同时,也便于社会管理,顺便还能创造巨额旅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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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给了荷兰社会如此强大的底气,去驾驭这些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的“洪水猛兽”?

答案藏在他们的文化深处——深刻影响了荷兰几百年的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主义。

这种宗教伦理倡导的是勤奋、克己、禁欲和对享乐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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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塑造了荷兰人普遍守规矩、重纪律的国民性格。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多荷兰家庭的窗户不挂窗帘。

这并非为了“开放”,而是源于新教文化下的互相监督传统——我的生活坦坦荡荡,经得起所有人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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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形的“社会管控”深入人心,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自律氛围。

邻居家花园杂草丛生,你都可能因为影响市容而被举报甚至罚款。

所以,荷兰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分裂感:游客们在阿姆斯特丹的特定区域体验着感官的刺激和“自由”的幻觉,以为整个国家都是如此;而绝大多数荷兰人,则生活在一种近乎刻板的、由新教伦理和严格社会规范所构筑的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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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或许并不沉迷于大麻,也极少光顾红灯区

那些“开放”的政策,更像是为全球游客量身定做的一个“旅游产品”,一个被精密计算和严格隔离的“泄压阀”。

最终,我们看到一个令人惊叹的社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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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用造光刻机的精密,去管理社会;用做生意的务实,去处理人性。

它将最前卫的社会实验,建立在最保守的文化基石之上。

它所谓的“自由”,并非混乱无序的放任,而是在承认人性弱点后,用最理性的规则和最强大的社会共识将其“锁”在一个可控的笼子里。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词条—荷兰
李岚林 《大麻合法化的欧洲逻辑:价值博弈与法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