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合照，让全红婵冲上热搜。
照片里，她站在陈艺文和谢思埸中间，笑得像个没事人。头发长了，脸圆了一点，看起来就是个普通17岁女孩。
可镜头之外，她的比赛积分还停在2024年5月——五个月，一动没动。
这五个月，她不是消失了，而是“隐身”在跳水馆里。
国家队的训练通报里，她的名字排在第四行，后面跟了一句冷冰冰的指标：“重点解决起跳高度下降3厘米。”
3厘米？在跳台和水面之间，那可能就是金牌和淘汰的差距。
为了这3厘米，教练组把它写进每天的训练计划：上午加练十组深蹲，晚上录像回放到零点，连体重都要精确到50克。
秤上的数字一飘，营养师就把晚餐的鸡胸肉换成虾仁。
她没说不，只是默默把发尾塞进泳帽，多缠一圈——怕转体时头发打在脸上，分心。
有人说她在“隐退”，可她每天都在跳。
5月全国冠军赛那天，她的207C动作晚了半拍，水花溅到裁判席的毛巾上。分数出来，她盯着大屏，嘴角往下扯了0.5秒。
第二天，标题写着“天才坠落”。
夜里，她一个人回到场馆，把207C跳了三十遍，最后一跳是凌晨2点17分。上岸时膝盖发抖，队医冲过来裹浴巾，她只说了一句：“别告诉爸妈。”
14到17岁，身高涨了7厘米，脚掌大了1.5码。
原来像钥匙卡进锁眼的动作，现在钥匙变了，锁眼没变。
教练陈若琳在日记里写：“重心线上移2厘米，空中惯量增加5%。”
翻译成人话——她每天都要多扛一点。
她的深蹲从80公斤加到110公斤，跳台边的脚印被磨得发白。
有人数过，她一天要跳七十多次，比男台还多十跳。
合照曝光那天，评论区一片“妹妹胖了好可爱”。
没人注意她手里的保温杯——贴着“骨密度监测14号”的标签，里面是队医配的高钙奶，杯底还有药渣。
她笑的时候，眼角有两条勒痕——长期戴泳帽留下的，像提醒她：放松，就会掉下去。
全运会临近，测试赛成绩表贴在食堂门口：
她417.25，陈芋汐422.50，差5分。
她端着餐盘经过，瞄一眼，把最后一块红薯拨走，换了一勺西兰花。
营养师在身后记：“碳水减20克。”
这就是竞技场的日常——没有“差不多”。
张鹏教授说：“发育期选手可塑性强。”
意思是——能扛就扛，扛不住就换人。
她听懂了。
夜里，她一帧一帧对比2021年的自己，水面波纹从2厘米变成4厘米，她盯着那4厘米，像看一条裂缝。
第二天，她把手臂夹角收紧两度，水花回到3厘米。
她没笑，只是擦脸，把眼角的水一起抹掉。
省队领导来视察，问她目标。
她说：“先把207C跳回来。”
领导点头，转头对教练说：“全运会必须见金。”
声音不高，她却听得清清楚楚。
她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跳——身后是省队、赞助商、转播合同，一条巨大的链条，挂在17岁的脚踝上。
合照之后，品牌方把11月的新广告推迟，理由是“形象管理风险”。
她嗯了一声，挂断电话，把微信头像换成跳水队队徽——黑底白字，干净到没有一丝水花。
11月5日越来越近，训练馆挂起倒计时牌。
她路过时会伸手扶一下，怕它歪了。
测试赛最后一跳5253B，起跳高度终于回到2021年水平，裁判给了92分。
她抬头看分，嘴角没动，右手在身后悄悄攥成拳。
竞技体育没有中间地带——要么站在顶端，要么被水吞没。
她用五个月学会了：
把生长痛藏进泳衣，把体重精确到克，把笑容留给镜头，把裂缝留给自己。
全运会最后一跳后，她会不会把勒痕笑成勋章？
如果那3厘米终究追不回来，水花变大，观众散去——她还能不能，为自己跳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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