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夏夜，父亲和舅舅吭哧吭哧地把它抬进屋，小心翼翼地放在擦得锃亮的五斗柜上。它方头方脑，像口结实的木箱子，正面蒙着一块墨绿色的绒布，屏幕只有现在电脑显示器那么大，右下角那个调频道的旋钮，转起来发出清脆又实在的“咔哒”声，像在拨动一个神秘的开关。
接通电源，按下那个需要使点劲儿才能按下去的按钮。机器内部先传来一阵轻微的“嗡”声，然后屏幕中心亮起一个光点，慢慢地、慢慢地扩大成一方光晕。这预热的过程，充满了庄严的仪式感，我们全家都屏息凝神，仿佛在等待一个世界的诞生。
最初的影像，是带着“雪花”和“斜纹”的。
屏幕上总飞舞着细密的雪花点，偶尔还会窜过几道扭曲的斜纹。这时，我父亲就成了最忙碌的人。他得去转动那根绑着铝丝、伸到窗外的“天线宝宝”，我在屋里盯着屏幕，大声指挥：
“再转过去一点！……过了过了，往回一点点！……好！就这儿！别动！”
那一刻，信号的稳定是全家头等大事。父亲常常就得像个雕塑一样，扶着天线，保持一个别扭的姿势，直到节目结束。那画面里的英雄人物，便在这闪烁的雪花点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地演绎着他们的悲欢离合。
可就是这方小小的、不完美的屏幕，为我们推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
它让我们知道了《霍元甲》的迷踪拳，跟着《上海滩》的许文强唏嘘不已。每天傍晚六点半，雷打不动的是《大风车》，董浩叔叔和鞠萍姐姐的声音，成了我们最准时的晚饭铃。
看电视，也是一场家庭的集体活动。
邻居们会端着饭碗凑到我家来，屋里坐不下，就挤在门口、窗外。孩子们坐在最前面的凉席上，大人们坐在后面的椅子、板凳上。看到精彩处，满屋子的人一起惊呼、一起大笑；放到广告时间，大家就热烈地讨论刚才的剧情，或互相添点茶水。
那方屏幕的光，映亮了一张张朴素的、充满期盼的脸。它不仅仅是在播放节目，更像一根纽带，把一家人、乃至一院子人的情感，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后来，我家换了彩电，屏幕更大，画面更清晰，频道多到看不过来。那台北京牌黑白电视机，便被请下了神坛，挪到了储藏室，落满了灰尘。
前些年搬家，母亲说要把它当废品卖了。我擦拭掉它表面的灰尘，露出底下那个“北京”的商标，依然清晰。我下意识地又按了按那个开关，它当然不会再亮了。
可当我闭上眼，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阵“嗡嗡”的预热声，眼前又浮现出那闪烁的雪花，和父亲扶着天线的、一动不动的背影。
我忽然明白，那台黑白电视机，早已不是一件电器。
它是一个时代的坐标，标记着我们物质与精神都相对匮乏，却那么容易满足的童年。
它是我们家的“文化火塘”，全家人围坐着，汲取着同样的故事与悲欢。
它那不太清晰的画面，反而需要我们更多的专注与想象，那份参与感，是如今被动接收海量信息的我们，再也找不回的奢侈。
它沉沉地睡在记忆的储藏室里，屏幕暗着，心却亮着。它为我们播放的，是整整一个，回不去的，闪着雪花的，纯真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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