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美国人叫杰克·贝尔登，1910年出生于美国，1933年，杰克·贝尔登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作为一名水手，他来到了上海，学会了汉语。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开始为美国的杂志撰稿，专门写中国情况的，算是记者，也算是当年的自媒体吧。西方的文人，我们必须要佩服的一点是，他们主观上是为了自己成名，但是客观上愿意做战地记者，这份胆量还是要佩服的，这个人的成名就是因为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入的报道。

与其他不会讲汉语的外国记者不同，杰克·贝尔登可以与中国人直接交流，而不只是转述官方的消息。这个人是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什么党派都不感兴趣，和斯诺这样的人还不同，斯诺对延安是抱着同情的态度的，而贝尔登这个人出奇地冷静，他就是如实描写他看到的一些东西。

后来他写了本书，叫《中国震撼世界》，出书之前，零零散散的稿子发回去，美国杂志都不敢发表，因为美国佬都震惊了，给了国民党援助，但他治下的老百姓活的和鬼一样，这片土地上的地主作恶的行为都和鬼一样，跟日本人打仗，几乎都是败仗，不知道国民党把钱都弄到哪里去了？这书整本是1949年出版的，但没有几个书店敢摆上柜台卖，后来在1970年和1989年重印，情况稍微好转一些。

贝尔登并不喜欢采访官员或学者，而是喜欢走街窜巷或到农村和老百姓闲聊，他的汉语很好，能和人直接沟通，比如他到一个“柿子沟村”，有个老农就和他聊起一个地主，叫“穆世安”，老农说，“这人可歹毒啦！您听我说，他是个国民党。鬼子来时，他拉我们参加联防团，说是要打鬼子和八路土匪。可是他马上投降了鬼子，逼着游击队员的家属把子弟叫回家来。他说，“要不，鬼子杀你们全家。”他保证回家的人生命安全。八路的一个区干部回来，他把人抓去杀了，却又给他开追悼会。真是两面三刀啊。”

“后来没人回来了，他就抓游击队员的家属去杀，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这狗地主不做人啊，一天晚上，一个当了民兵的贫农偷偷回村来看他媳妇三花，村里人都不说他回来的事，但是村长向穆世安汇报了，然后人被抓走了。第二日三花去哀求他，让她看看自己丈夫一面。地主说，你去街上，就能看见了，她一听，以为放了人，马上跑到街上，果然见着了。碉堡地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他男人的头。”

像这种与底层农民的访谈有很多，书中还说了一件事情，这样记载的，说，华北有一个县，抗战期间国民党被日军击退了，后来共军逐渐控制了这个地方，等到日本人投降了，按照当时的谈判，共军必须从这里撤走。共军于是喊当地和他们一起作战的农民一起走，农民不愿意，说国军如今代表着正统的政府，我们跟着他们还是比较有前途的。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国民党军队接手这个地方之后，把当地农民都杀了，活埋了，连审判都没有，原因是，这些人搞的农会，妇女会啊，与当年的地主有冲突，说农民迫害了地主。国民党当年就是与这些地主合作，控制基层的，只要哪个村庄和地主有冲突，都被视之为有“通共嫌疑”，就会给杀掉。

在书中，贝尔登这样描述民国时期的地主，“地主经常是把那些参加过减租斗争的人活埋。如果找不到本人，便活埋他们的家属。有时，他们还把跟共军毫无关系的妇女和儿童活活投到水渠、深坑或水井里，然后用土将他们埋掉。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到我抵达时，在落到国民党手中的四百二十三个村子里，有四百名男女和儿童遭到活埋。”

贝尔登说，“这都是我和农民访谈所得到信息，我无法核实这样的数据，但是我认为并没有言过其实，在一个村子，当时我本人就在那里，人们从一个大坑里挖出二十四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活埋后，有一部分尸体被狗扒开吃掉了。我走过许多村子，见到了许多亲属被活埋的人。”

他说，“一个贫苦的佃户，如果他既没有加入什么秘密会社，又无某位有势力的人物作为靠山，那他就不可能被当作人来看待，只不过是地主收租簿上的一个账号而已。这类贱民往往连个大名也没有，人们就根据其身体上的某些特征来称呼他们，如‘王麻子’、‘李歪脖’等等。在中国，这样的无名氏比比皆是。”

其实我以前看书，对国民党在底层农村干的这些坏事知道的很少，后来我为什么又去找相关的信息去看呢，是因为我在阅读国民党高官命运的时候，直接震惊了我，因为发生过“中山陵哭陵事件”，中山陵哭陵事件，指的是1947年5月5日，南京中山陵发生的一次震动全国的国军400多名高级将领到中山陵前集体哭陵的事件。

国民党裁军的时候，居然对这些人和家属不问不管，直接赶走，有些抗日官员居然流落在街头要饭，军官张清泉“逼得卖老婆”，接着又发生了军官奚泽的太太在燕子矶投江自杀事件，以及陆军少将陈天民吞服安眠药自杀事件！还有底层的国民党老兵饿死的多了去了。

杜聿明在功德林思想改造成功后，被特赦放了出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台湾呢？”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去台湾么？杜聿明被俘，他妻子曹秀清去找蒋介石，蒋对曹秀清连见都不见。曹秀清便冲进总统府，大喊“总统，您得出来给个说法啊。”这就是当时报纸上披露的“曹秀清大闹总统府。曹秀清和子女后来去了台湾，是被绑架去的，估计是为了控制杜聿明，结果到了台湾，蒋介石不管曹秀清一家，衣食无着啊，曹秀清跑到一个厂里面打工度日，后来儿子杜致仁因为交不起学费，自杀了！男人出生入死打江山，身得重病，一家人落得这个下场。

杜聿明的病是大陆这边给他治好的，当时还动用了新中国珍贵无比的黄金储备，去香港给他买药。蒋介石和宋美龄知道杜家没啥利用价值了，把人往死里面整啊！后来杜聿明的女婿在美国获得了诺贝尔奖，宋美龄马上换了一副嘴脸，让曹秀清去美国，劝女儿女婿回台湾，说要重用他一家人，结果曹秀清去了美国，转头就回了大陆，蒋介石还怕曹秀清出去就不回来，把她其余几个子女扣在台湾，结果曹秀清宁愿儿女不要了，也不回台湾了。可见蒋宋夫妻做人做到了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地步！

我看到了这些事情，我就在想，国民党对自己同党的官员都这么狠，那么他怎么会对农民好到哪里去呢？如果我看我们这边人写的书，很多人可能会说“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那好，看看有没有外国人写的，正好有一个，就是贝尔登写的，在国民党的治下，中国变成了一个鬼蜮一样的世界！

不过贝尔登还算是给了中国一点亮色，他觉得中国能震撼世界，就是底层人的不屈，他说，“村里的穷哥儿们，敢于站起来和地主老爷讲话，这本身就是革命，就是宣告与过去彻底决裂。”他的书里专门有一章，写到人民战争，中国革命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汇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任何人想要予以阻挡，就犹如螳臂当车，只是徒劳，革命的汹涌之势，必将震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