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62年春，北京城的风还带着些寒意。
清华园里来了不少人，个个神情肃穆。
那天，是梅贻琦的葬礼。
这是一位73岁的老人，他去世前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治疗费捉襟见肘。
谁能想到，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最后的丧事竟是靠一群曾经的学生凑钱办起来的。
更出人意料的是，他的遗产只有一个旧皮包。
打开一看，是一本账。
几十年来清华基金的收支记录，每一笔都写得一清二楚。
钱用在哪儿，花了多少，全记着。
没有私产，没有存折，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留下。
这不是传说。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要说清这件事，还得往回倒几十年。
梅贻琦，1889年生人，天津人，家世原本不错，后来因为动荡乱世，家境逐渐败落。
但这家人有个传统——再穷不能穷教育。
他从小念书认真，也幸运，1908年考中庚子赔款留美名额，去了美国留学。
那时候中国人出国读书的机会少得可怜，全国600多人抢47个名额，他排第六，靠的就是实打实的本事。
而他的妻子，韩咏华，是天津有名的大家闺秀。
家里和开办私塾的严修家有来往，自幼读书识字，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一批新式女性。
两人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了，后来再见已是多年以后。
1914年，梅贻琦学成归国。
码头上接船的人群里，韩咏华在人堆里一眼认出了他。
那会儿她已经26岁，在当时的社会算晚婚了。
可她一直没嫁人，就等着那位她年少时偷偷看过的那个清瘦少年。
五年后，他们结婚。
婚后几十年，这对夫妻过得并不宽裕。
可韩咏华从没抱怨过一句。
1931年，梅贻琦42岁，正式出任清华大学校长。
那时候他已经在清华干了十五年，对学校的情况门儿清。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砍掉一堆不必要的开销，把钱省下来投到请老师上。
他说：“大学之大，在于有大师。”不是有大楼，也不是有大官。
说起来容易，干起来不简单。
他不看学历背景，只看有没有真本事。
华罗庚就是他一眼看中的，那时候华还只是个在邮局打工的青年，没正规学历，但数学天赋惊人。
梅贻琦一句话：“来清华。”就把他请进来了。
后来，清华成了全国最强的大学之一，不光是因为有钱，更因为梅贻琦敢用人，也敢放权。
可惜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平危在旦夕。
梅贻琦决定把学校迁走。
这不是简单搬家，是整个学校连锅端。
后来和北大、南开合并，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
那段时间条件苦得很。
教室是山洞，桌子是木板，宿舍漏风，饭菜里连油都见不着。
教授和学生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躲空袭得靠听飞机声来判断方位。
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梅贻琦还坚持上课，坚持学术。
他自己过得最拮据，经常把工资的三分之二拿出来补贴学校。
有一次，连自己孩子眼镜摔碎了都舍不得换，只能用胶水粘一粘接着用。
家里五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
韩咏华那会儿开始做“定胜糕”，一个人背着篮子去街头卖。
她说：“我不会办学，但我能做糕。”挣的钱大部分都交给丈夫，用在清华上。
最难的时候，梅贻琦把自己仅有的几件衣服变卖了，给老师们发工资。
他说：“不能让老师饿着肚子给学生上课。”
就是在这种几乎无以为继的情况下，西南联大撑了八年，还培养出了一大批后来撑起中国科技和文化的人才。
杨振宁、李政道、钱三强、邓稼先……这些名字后来都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中流砥柱。
1949年以后，梅贻琦被派去台湾，负责清华庚子赔款基金的管理。
那是笔大钱，归中国人用，但名义上由美国华美协进社监管。
他知道，如果不小心，这笔钱很可能就被扣了。
于是他带着账本、文件，辗转海峡两岸，守着那份基金几十年，一笔没乱花。
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不争，不抢，也不辩解。
有人想挤兑他，有人想“借用”那笔基金，他一一挡下，笔账清清楚楚。
可是在台湾那段日子，他和家人分隔两地多年。
韩咏华跟着女儿去了纽约，生活并不富裕。
为了贴补家用，她又拿起做糕的手艺，在街头摆摊卖定胜糕。
年过六十的老太太，站在纽约街头，风一吹，头发都白了。
可她不觉得这丢人，还说：“他在那边守着国家的钱，我在这边守着咱家。”
1960年，梅贻琦病倒了。
消息传到纽约，韩咏华立刻回国照顾。
可那会儿医疗条件有限，药也贵，家里已经快掏空了。
清华的学生们知道消息后，纷纷捐款。
可惜还是晚了。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去世。
去世前，他还在病床上翻看账本，嘴里念叨着下一个拨款安排。
他留下的那只旧皮包，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后来，清华人再提起他，没人叫他“前校长”或“老校长”。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别人——“终身校长”。
胡伟，《清华百年教育人物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王炳照，《西南联大纪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严修、张伯苓相关资料，《严张教育文献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杨振宁回忆录，《曙光集：杨振宁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梅贻琦文集整理组，《梅贻琦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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