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前天发布了《关于李韶九捅出的篓子，毛主席后来两次谈到，称：我那时犯了错误》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36年，毛主席在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访问时，谈到了1930年在江西苏区发生的那场事变，无比痛心地说：

“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

那么，毛主席所说“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这些红军部队是指哪一些呢？并且，当时叛乱的情节有多恶劣，引发的后果有多严重呢？

时间过去了快一个世纪了，现在，且让我们把目光投回那片血火交融的热土，透过历史的迷雾，细看事变发生的始末。

老覃在大前天发布的《毛萧克忆李韶九：自小沾染许多恶习，没想到参加红军后搞出这么多事》一文中说了，国民党右派成员在大革命时期建立了一个反共的邪恶组织，该组织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后，改名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活动更加猖狂。

我党对这个邪恶的组织格外重视，严加防范，分别在1928年7月、1929年4月、1928年8月、1929年3月、1929年8月、1929年11月、1930年4月下发文件，要求严防这个“在江西有相当势力的改组派”。

在江西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的前提下，中央派巡视员刘作抚前来江西主抓该项工作。

并在1930年6月勒令赣西南主要领导人李文林到上海参加“中央会议”，面授机宜，让他带了“尚方宝剑”，回到江西，协助刘作抚共抓这项工作。

根据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卷）第646至649页内容所载，李文林回到江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排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该组织）成员阴险狡猾，顽固强硬，非经最残酷的拷打，决不会供出实情。必须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持续不断地进行严刑审问，挖掘线索，追踪追问，务必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彻底消灭。”

这也是以李文林为核心的赣西南特委，在该年9月24日颁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宣布废除毛主席“废除一切肉刑”的政策的主要原因。

不难想象，“肉刑”一旦泛滥，屈打成招的悲剧就不断上演了。

李文林的“工作成效”非常显著，短短两个月，被清除的“改造组”成员数量急剧上升，仅在红军四万人中，就有多达4400人被清除。

这让人感到无比恐怖。

12月初，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收集到的口供中，发现了在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内藏有一个“改造团”的省总团部，其中段良弼、李白芳、谢汉倡是首要分子。

必须说明的是，毛主席虽然是总前委书记，但他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调兵遣将应对蒋介石发起的第一次“围剿”战，没法把精力投入到这个活动中，而把任务就下放给了方面军总政治部。

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的处长李韶九，是具体的办事员，他以苏维埃工农革命委员会特派员身份，率领红十二军一个连队，并携带着总前委致省行委曾山、陈正人的亲笔信，于12月7日前往富田对段良弼、李白芳、谢汉倡这些人进行调查。

曾山后来回忆：“（总前委的指示信）信中说：省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苏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都是‘改造团’。因为当时敌人第一次‘进剿’的反动军队已迫近苏区边界，形势十分紧张，要我们立即解除他们的职务，把他们监视起来。”

这种情况下，曾山、陈正人同意了总前委的意见，把李白芳、金万邦、周冕等人暂免现职，监视审查。

随后，又让陈正人带一个排去河西特委传达总前委指示。

而总前委加派了古柏前来省委协助工作。

李韶九在古柏的协助下，带一个排到东固去找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和军长刘铁超，商量在红二十军直属部队内推进工作，进而把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控制起来。

通过对谢汉昌进行审查，发现二十军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刘敌也是嫌疑分子。

李韶九因为刘敌是自己的同乡，动了私情，没有将他控制，以致于酿出了大祸。

刘敌回去后，鼓动了全营战士，跟随他攻进军部，捉住了军长刘铁超和中央特派员刘作抚，解救出了谢汉昌。

谢汉昌获得了自由后，指挥刘敌等人，带领二十军军部直属部队杀向富田，包围了省行委和省苏机关，释放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等被关押、审查的二十余人，并下令逮捕曾山、陈正人、古柏等人。

但曾山、古柏等人在混乱中脱逃。

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等获得了自由后，指挥刘敌、谢汉昌等人，在富田召集群众大会，发起了“倒毛”反革命暴动，高呼“打倒***”的口号，恶毒攻击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甚至四处张贴“打倒***，拥护朱彭黄”，其行径令人发指。

段良弼、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恶意分裂红军，将部队倒戈到河西后，继续扩大事态，在永阳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包围了红军大学第三分校，唆使不明真相的萧以佐、曾觉非率领红军赣西独立师第一团一个营分三路追击红军大学的学生军。

陈正人在带领红军一个连协同赣西行委前往北路行委途中，遭到了周冕带领的受骗的二十军一个团的袭击，赣西行委被冲散，红军一连人被歼。

段良弼等还派遣专人到处滥造谣言，蛊惑民众，还大施反间计，妄图破坏毛朱彭黄的关系。

他们煞费苦心地模仿毛主席的笔迹造假信给古柏，蓄意破坏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之间的团结。

关于这一段，彭德怀后来在《往事回忆》中说了：“我当时立即认识到那是一个挑拨一、三军团关系的阴谋，一点犹豫和怀疑也是没有的。并且立即召集了三军团前委扩大会议揭穿了伪江西省行动委员会这一挑拨阴谋。”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的中央代表“三人团”于1931年4月17日来到江西后，依据中央政治局3月28日的《决议》，将这次定性为反革命暴动，将事变领导者一网打尽，并处决了首犯刘敌。

不久，也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人。

到了1931年11月，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党代会上，即著名的“赣南会议”上，中央局成员还肯定了对于这个事变的处置方法，说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

1931年底，周恩来到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由他主持制定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工作决议案》上明确肯定了

“对于镇压富田反革命暴动的处置，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