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八五年，我爹周大山从大雪封山的山里，捡回一个小哑女。
从那天起，我们家就成了烂泥沟最大的笑话。
“周大山，你也不看看你家那口锅！留着粮食给你儿子，别整天喂那个哑巴赔钱货！听见没？”
孙寡妇靠在自家门框上，嗑着瓜子，眼神像刀子一样往我们家院里剜。
我爹没回头，他那宽厚的背像一堵山，把我跟溪丫挡得严严实实。
他只是闷着头，把手里最后一截劈好的木柴扔进柴火堆里，发出“哐当”一声闷响。
“我家的事，轮不到你管。”他终于开了口，声音不大，却像石头一样沉。
我感到溪丫抓着我衣角的手，猛地收紧了。
那样的日子，我们过了整整三年。
村里人把我们家当成了一出永远看不腻的戏，他们嘲笑我爹的固执，嘲笑溪丫的沉默，等着看我们家什么时候会散架。
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所有的嘲讽和鄙夷，都只是在为一场更盛大的戏码暖场。
一场……需要一辆黑得发亮的红旗轿车来拉开大幕的戏...
01
一九八五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凶。
雪粒子跟撒盐似的，没日没夜地往下倒，把我们烂泥沟通往外面的那条黄泥路封得严严实实。
我爹周大山就是在那样的天气里，从山里捡回了溪丫。
那天下午，屋里的光线像一滩快要干掉的脏水。
我坐在小板凳上，就着昏暗的光，看灶膛里跳动的火苗。
火苗是屋里唯一活的东西，把我和我爹的影子投在泥墙上，拉得老长，像两个鬼。
我爹蹲在门口，一口一口地抽着旱烟，眼睛眯着，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他那张脸，一年到头都是一个表情，像山里的石头，风吹日晒，早就磨平了喜怒。
他突然站起来，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抓起靠在墙角的猎枪和柴刀。
“爹，你还上山？”我问。
他“嗯”了一声，声音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然后就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烂棉袄裹紧，推门出去了。
风雪一下子灌进来，我打了个哆嗦。
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进来的不只是我爹，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趴在他背上。
他把那个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在我们家唯一的床上，那是我娘死后就一直空着的地方。
我凑过去看，才发现是个人，一个女娃，比我大不了多少。
她身上裹着我爹那件烂棉袄，露出来的脸和手都冻得发紫，嘴唇乌青，头发像一团乱糟糟的枯草，上面还挂着冰碴子。
“爹，她是谁？”“捡的。”我爹说着，去灶上舀了一碗热水，用勺子一点一点地撬开她的嘴往里喂。
她没死。半夜的时候，她发起了高烧，嘴里说着胡话，但声音很小，像蚊子叫，一个字也听不清。我
爹就坐在床边，用布巾沾着凉水，一遍一遍地给她擦额头。
我就睡在灶门口的草堆里，看着油灯下我爹的背影，觉得他好像一座山。
第二天，我爹捡回来一个野娃子的事，就像长了翅膀，飞遍了烂泥沟。
最先来的是住在我们家隔壁的孙寡妇。
她一进门，那双小眼睛就在屋里乱转，最后落在床上那个还没醒的女娃身上。
“哟，大山，你这是发善心了？自己家锅都快揭不开了，还往回捡人。”
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像锥子一样扎耳朵。
我爹没理她，继续拾掇他的打猎工具。
孙寡妇没讨到没趣，撇撇嘴，凑到床边，仔细打量着那女孩的脸。
“啧啧，长得倒还算齐整，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别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村里人陆陆续续都来了，把我们家那间小破屋挤得满满当当。
他们不像来看人，倒像来看一个稀奇的物件。
老支书也来了，他背着手，皱着眉头，把我爹拉到门外。
“大山，你这是何苦。”老支书叹了口气，“你看这娃子，半天了屁都不放一个。问她话，她就拿眼睛瞪你，跟个小狼崽子似的。怕不是个哑巴吧？”
老支书一句话，给这事定了性。人群里立刻嗡嗡地响起来。“哑巴？那不是白吃饭的？”“就是，养大了也嫁不出去，是个累赘。”孙寡妇的嗓门最高：“我就说吧，山里捡来的东西，能有好的？晦气！”
我爹站在门口，背挺得笔直，雪光照在他脸上，白得吓人。
他看着那些曾经还算熟络的脸，突然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雪地里：
“她是我捡回来的，就跟我姓周。我周大山只要有一口吃的，就饿不死她。”
说完，他转身进屋，把门重重地关上。门外叽叽喳喳的声音一下子被隔断了。
屋里，床上的那个女孩醒了，她睁着一双眼，黑漆漆的，像两口没有水的深井，直勾勾地看着我爹。
我爹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头，声音放得很轻：
“别怕，以后这就是你家了。你是在溪边捡到的，就叫溪丫吧。”
溪丫。这就是她在我家的开始。一个被全村人当成笑话和累赘的开始。
02
烂泥沟的日子，是泡在泥水里的日子，慢得让人发慌。
溪丫来了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更慢了，也更重了。
以前，村里人对我爹是敬而远之，觉得他性子孤僻，不好打交道。现在，他们看我们的眼神，是赤裸裸的嘲笑和鄙夷。
孙寡妇是那群人里的头儿。
她好像没什么事干，每天的营生就是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嗑着瓜子，用她那双毒蛇似的眼睛盯着我们家的烟囱。
只要看见我家冒烟了，她就会阴阳怪气地喊一嗓子：
“哟，给那个哑巴赔钱货做饭呢？”
村里的孩子也有样学样。他们以前只是不跟我玩，现在是追在我屁股后面扔泥巴，嘴里喊着：
“周芽家养了个哑巴媳妇儿！羞羞脸！”
我气得跟他们打架，好几次都打得鼻青脸肿。
回家后，我爹也不骂我，就用粗糙的手给我擦药酒，疼得我龇牙咧嘴。
这时候，溪丫会默默地站在一边，手里攥着一块小木头，指甲都快嵌进木头里了。
她的眼睛里没有眼泪，只有一种冷得像冰的东西。
溪丫真的不说话。
无论我爹怎么和蔼地跟她讲，无论我怎么想方设法地逗她，她都只是看着你，嘴巴闭得紧紧的。
但她不是个没用的“赔钱货”。
她把我们家收拾得像个家的样子。以前我爹一个大男人带我，屋里乱得像猪窝。
溪丫来了没多久，地上的泥扫干净了，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我那件破了好几个洞的衣服，也被她用细密的针脚补好了，针脚细得像绣花。
她很瘦，但很有力气。我爹挑水，她就跟在后面，提着一个小木桶，装半桶水，一趟一趟地帮着把水缸灌满。
她走路没有声音，干活也没有声音，像个影子。
有一次，孙寡妇家养的那只最会打鸣的大公鸡不见了。
孙寡妇想都没想，就认定是溪丫偷的。
她叉着腰，领着一帮人堵在我们家门口，骂得很难听。
“你家那个哑巴偷了我家的鸡！让她交出来！小小年纪不学好，学偷东西！真是个祸害！”
我爹从屋里走出来，挡在溪丫身前。
溪丫吓坏了，小小的身子躲在我爹后面，不停地发抖。我看到她的脸白得像纸。
“孙家的，你哪只眼睛看到她偷你家鸡了？”我爹的声音很冷。
“不是她还有谁！你们家穷得叮当响，肯定是你让她偷的！”孙寡ട്ട妇不依不饶。
村里人围着看热闹，没人帮我们说话。
老支书过来和稀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最后，我爹沉默地回屋，从床底下那个破瓦罐里，摸出了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塞给了孙寡妇。
那是他准备给我扯布做新衣的钱。
孙寡妇拿着钱，像个得胜的将军，得意洋洋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家没点灯。我、我爹、溪丫，三个人坐在黑暗里，谁也没说话。
我能听到溪丫压抑的、小兽一样的抽泣声。
我爹伸出手，想去摸她的头，手在半空中停了很久，最后还是落了下去，重重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过了两天，有人在后山的黄鼠狼洞里，发现了那只大公鸡的毛。
孙寡妇没脸，见了我们家的人就绕道走。
但村里人对溪丫的偏见，却像钉子一样，更深地钉了下去。
他们觉得，就算这次不是她，下次也一定是她。
一个来路不明的哑巴，本身就是一种原罪。
我们家，就成了烂泥沟里的一座孤岛。
岛上只有三个人，一个沉默的爹，一个懵懂的我，还有一个不会说话的溪丫。
岛外的风浪再大，我们也在岛上相依为命。
日子在嘲讽和白眼中，一天一天地往下过。
我渐渐习惯了这种孤立，甚至觉得，只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
03
时间在烂泥沟过得很慢，但在孩子的身上却跑得很快。
转眼两年过去了。我和溪丫都长高了不少。
我还是那个瘦猴样，但溪丫却慢慢长开了，脸颊有了一点肉。
虽然还是不说话，但那双眼睛开始有了一点光，像夜晚的溪水，能映出月亮的影子。
她变得越来越像我们家的人。
我爹上山砍柴，她会提前把柴刀磨好，用布包起来。我下河摸鱼，她会坐在岸边，默默地帮我把摸上来的小鱼小虾放进篮子里。
她有一双很巧的手，能用狗尾巴草编出活灵活，现的小兔子，能用各种野花扎成好看的花环戴在我头上。
有时候，她会对着后山发呆，手里拿着一根烧黑的木炭，在地上画一些我看不懂的图案，有奇怪的房子，还有一种奇怪的、方方正正的铁盒子。
我问她画的是什么，她只是摇摇头，然后迅速用脚把那些图案抹掉，好像怕被谁看到。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山路滑。
我爹上山砍柴的时候，从一道斜坡上滑了下去，摔断了腿。
是村里人把他抬回来的。老支书请来了镇上的赤脚医生，给我爹的腿打上了夹板。
医生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几个月是下不了地了。
这个消息，对我们家来说，无异于天塌了。
我爹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倒下了，我和溪丫怎么办？我急得直哭。
我爹躺在床上，脸色苍白，嘴唇干裂，他看着我，又看看旁边的溪丫，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我看不懂的，类似绝望的东西。
那时，孙寡妇又在门口幸灾乐祸：
“活该！老天开眼了！叫他捡个扫把星回来，这下遭报应了吧！”
那段日子很难。家里存的粮食不多，我学着我爹的样子，去山里下套子，去河里摸鱼，但收获寥寥。
眼看着米缸就要见底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是溪丫撑起了那个家。
她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她把我爹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到溪边，用小小的拳头使劲地捶打。她学着我爹的样子，在屋后那片小小的菜地里除草、浇水。
最让我吃惊的是，她开始跟着村里那些半大的孩子，一起上山挖草药。
那些孩子都比她大，比她壮，经常欺负她，抢她挖到的草药。
她不反抗，也不哭，只是默默地等他们走了，再从土里刨出那些被他们扔掉的、不起眼的药根。
她把挖来的草药背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卖给药铺，换回一点点钱，然后买回最便宜的粗粮和一把盐。
她每次从镇上回来，都累得走不动路，小小的肩膀被背篓勒出两道深深的红印子。
她把粗粮倒进米缸，然后走到我爹床前，把剩下的一点点零钱，一分一毛地摊开在我爹手心里。
我爹看着她布满划痕和泥污的小手，再看看那些带着她体温的零钱，这个像山一样硬的男人，眼眶红了。
他用那只没受伤的手，紧紧攥住溪丫的手，嘴唇哆嗦着，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丫头……苦了你了……”
溪丫摇摇头，第一次对着我爹，露出了一个很淡很淡的笑容。
那笑容像乌云里透出的一丝阳光，一下子就照亮了我们那间昏暗的屋子。
我爹的腿，在溪丫的照料下，一天天好起来。
我们家的日子，也在她的支撑下，没有垮掉。
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渐渐地有了一些变化。
嘲笑声少了，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议论。
他们大概想不通，这个他们眼里的“哑巴赔钱货”，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能撑起一个摇摇欲坠的家。
我也不懂。我只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溪丫在我心里，不再是捡来的姐姐。
她和我爹一样，是我的亲人，是能为我撑起一片天的亲人。
04
第三年的夏天，和前两年没什么不同。
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空气闷热得像一床湿棉被，盖在烂泥沟的上空。
我爹的腿已经完全好了，甚至比以前更有劲。
他又开始每天上山，只是现在，溪丫总会给他准备好水和干粮。
我们家的生活，有了一种奇怪的平静。
村里人好像已经习惯了我们家的存在，孙寡妇的叫骂也变成了例行公事，听得多了，就像夏天的蝉鸣一样，成了背景音。
我和溪丫在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树下，用泥巴捏小人。我爹坐在门口的石头上，用一把小刀，削着一块木头，他想给溪丫削一个木梳子。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我们身上，一点一点的，暖洋洋的。
我甚至觉得，这样的日子，就这么过一辈子，也挺好。
我爹从不提溪丫的身世，溪丫也从不表露任何想离开的迹象。
她好像把这里当成了她的根，把我和我爹，当成了她唯一的亲人。
有时候我看着她，会突然想，也许她生来就是不会说话的，也许她本就属于我们这个贫穷的家。
那天下午，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我正和溪丫争论一个泥人应该捏成什么样，我爹的木梳子也快削好了雏形。
孙寡妇靠在自家门框上，正跟人唾沫横飞地讲着老支书家儿媳妇的闲话。
突然，一阵奇怪的声音，从山路那头传来。
那声音很低沉，带着一种“嗡嗡”的震动，在烂泥沟从来没出现过。
它不像拖拉机的轰鸣，也不像牛的叫声，像是一头沉睡的野兽，正在慢慢靠近。
村里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
田里干活的直起了腰，树下聊天的闭上了嘴，连孙寡妇都停止了她那永不停歇的饶舌。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村口那条唯一的黄泥路。
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像是天边滚过来的闷雷。
然后，一个黑色的东西，出现在路的尽头。
它走得很慢，很颠簸，黄泥路坑坑洼洼，让它走得十分艰难。但它一直在往前。
当它离得近了，我们才看清。
那是一个铁家伙，黑得发亮，在太阳底下反着光，有四个轮子。
村里有去过县城的人，失声叫了出来：
“俺的娘勒，是……是小汽车！”
烂泥沟从来没有开进过小汽车。
这个铁家伙的出现，比天上掉下个元宝还让人震惊。
所有人都从自家院子里涌了出来，围在路边，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它。
孩子们跟在车屁股后面，又叫又跳，想伸手摸一下，又不敢。
车子开得很稳，开车的好像在寻找什么。
它路过了村里最气派的老支书家门口，没有停。
路过了孙寡妇家时，孙寡妇赶紧把乱糟糟的头发往后捋了捋，挺直了腰板。
可车子依然没有停。
在全村人呆滞、迷惑、难以置信的目光中，那辆我们后来才知道叫“红旗”的黑色轿车，像一只迷路的高贵甲壳虫，穿过了整个烂泥沟的泥泞和贫穷。
最终，在刺耳的刹车声中，稳稳地停在了我们家那扇破旧得快要散架的木门前。
车门开了。
先下来一个穿着蓝色干部服的年轻人，他小跑着绕到另一边，拉开了后座的车门。
一个老人，从车里探出身来。
他头发花白，但梳理得一丝不苟，身上穿着一身干净的灰色中山装，脚上一双黑布鞋，也一尘不染。
他看起来和我们烂泥沟里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一下车就好像把周围的空气都变得干净了一些。
我爹紧忙站了起来，手里的木梳子掉在了地上。我也站了起来，拉着溪丫的手保护她。
可溪丫的身体在微微发抖，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老人，一动不动。
05
那一瞬间，时间好像停住了。
老人往前走了两步，脚步有些踉跄，被旁边的年轻人及时扶住。
可他似是不服老，直接推开年轻人的手，又往前走了几步，离我们只有三四尺远。
只见，他死死地盯着溪丫的脸，从她的额头，到她的眼睛，再到她紧紧抿着的嘴唇。像是在辨认一件失落了太久太久的珍宝。
然后，他用一种又轻又颤抖，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试探着喊出了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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