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夏天，太阳毒得能把人身上的油给烤出来。我高考落榜的消息，像块湿透了的泥瓦，沉甸甸地糊在我家屋顶上，让整个家都透不过气来。我爹抽了一宿的旱烟，娘在炕上翻来覆去地叹气。第二天，我没跟家里人商量，揣着两个窝头，一个人去了村西头的红星砖厂。
读书的路走不通，就得走另一条活路。我不怕出力，就怕在家里憋着，被村里人同情的眼神戳脊梁骨。
砖厂里热浪滚滚，空气中全是土腥味和煤灰味。厂长是个姓李的老头，看我瘦得像根豆芽菜，直摇头：“小伙子，这活儿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这身子骨行吗？”
就这样，我成了砖厂的拉砖工。一天下来，肩膀被板车带子勒出两道血印子，手上磨得全是泡。晚上回到家，我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可心里却踏实了点。
干了没几天，我就在砖厂出了名。不是因为我力气大，而是因为我成了李厂长闺女李红霞的“眼中钉”。
李红霞二十出头，一双大眼睛，辫子甩得老高，性格跟她的名字一样，火辣辣的。她不在厂里干活，但天天在厂里转悠，监督着工人，谁要是偷懒，保管被她那张不饶人的嘴说得面红耳赤。
“嘿，那个读书读傻了的！”她老远就叉着腰喊我，“你那是拉车还是绣花？使劲儿！”
我憋着一股劲，脸涨得通红，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前拖。板车轮子陷在泥里，我急得满头大汗。
她走过来，不说话，抄起旁边一把铁锹，三两下就把车轮下的烂泥给清了，然后一脚踹在车轮上：“走啊！愣着干啥？”
中午吃饭，大家伙都蹲在树荫下啃干粮。她端着个搪瓷碗走过来，里面是白花花的馒头和炒白菜。她在我面前停下，把碗往我面前一递：“喏，吃吧。”
我愣住了，看着她手里的饭菜，又看看自己手里又干又硬的窝头，一时没反应过来。
“看啥看？我爹让我给你送的，怕你这豆芽菜晕倒在厂里，晦气！”她嘴上不饶人，但眼睛却瞟向别处。
我心里又气又有点说不出的滋味。接过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别说，真香。
从那天起，她天天给我“开小灶”，嘴里却总没好话。全厂的人都看出来了，开始在背后议论。
“就他？一个穷学生，瘦得跟猴儿似的，能看上他啥？”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脸上臊得慌，看见李红霞就想躲。可她倒好，跟没事人一样，该骂骂，该送饭送饭。我心里琢磨着，这姑娘到底是咋回事？我一个高考落榜的穷小子，有啥值得她这么“关照”的？
直到那天我娘来厂里给我送换洗衣服，我才从她嘴里，听到了一个埋了十几年的秘密。
那天，李红霞又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递到我面前，照例损了我几句。我正埋头吃着，就听见有人喊我：“金城！”
我一抬头，看见我娘站在不远处，手里拎着个布包，正一脸复杂地看着我和李红霞。
李红霞看见我娘，倒是愣了一下，平日里那股泼辣劲儿收敛了不少，冲我娘点了点头，转身就走了。
“给你送两件干净衣裳。”我娘的眼神还在往李红霞离开的方向瞟，“刚才那个……是李厂长的闺女？”
我娘没再说话，只是拉着我到一边，把布包递给我，又从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被汗浸得有些发软的毛票。
我鼻子一酸，把钱推了回去：“娘，我这儿有吃的，厂长闺女天天……”
话没说完，我娘突然抓住了我的手，眼圈红了：“儿啊，李家对咱家有恩，你可不敢有啥歪心思啊！”
“你十岁那年，得了场重病，上吐下泻，高烧不退。送到公社卫生院，大夫说得赶紧送县医院，不然人就没了。可那会儿咱家哪有钱啊？你爹急得直撞墙。”我娘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就在那时候，你李叔，就是现在的李厂长，二话没说，把他准备盖房子的五百块钱全拿了出来，塞给你爹，让你爹赶紧带你去看病。”
我听得目瞪口呆。五百块钱！在八十年代初，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足够在村里盖三间大瓦房了。
“后来你病好了，咱家的债也欠下了。你爹这些年拼了命地干活，省吃俭用，也就还了不到两百块。”我娘擦了擦眼泪，“你李叔从来没催过，可这人情债，比真金白银还重啊！咱家欠人家一条命啊，儿啊！”
怪不得，怪不得李红霞会对我另眼相看。那不是什么“看上”，那是人家在替她爹，照看着恩人家那个不成器的儿子！
我心里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涩，更多的是无地自容的羞愧。我之前还因为她的“特殊对待”胡思乱想，还因为工友的玩笑话而脸红心跳，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娘，我知道了。”我声音沙哑，心里沉甸甸的，“这债，我来还。”
从那天起，我干活更卖命了。我把李红霞送来的饭菜，当成是债主对欠债人的施舍，一声不吭地吃完，然后就去拉砖，好像要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耗尽。
李红霞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她不再大声训斥我，只是默默地把饭碗放下，站得远远地看我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开。
“张金城，”她直视着我的眼睛，那是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地喊我，“你这几天咋回事？跟我有仇啊？”
“没仇你躲我干啥？我给你送饭，你连句谢谢都没有。我爹问你好几次，说你是不是在厂里受委屈了。”她语气又急又快，像连珠炮似的。
我心里一酸，猛地抬起头：“红霞，别再给我送饭了。”
“你家不欠我啥，是我家欠你家的！”我几乎是吼出来的，“那饭我吃得心里堵得慌！你放心，那笔钱，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一定会还给你们！”
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娘的话，李红霞的眼神，像烙铁一样在我心里烙来烙去。
第二天，李厂长亲自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那是一间用砖头临时搭起来的小屋，里面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当年那事，换了谁我都会帮。你爹是个实在人，这事儿搁心里十几年，苦了他了。”他叹了口氣，“我从来没想过要你们还钱。你要是觉得吃我闺女送的饭是吃施舍，那你也太小看我李某人了。”
“不过，”他话锋一转，“你要是真想报恩，倒还真有个机会。”
“李叔，您说！只要我能办到，上刀山下火海都行！”我急切地表态。
他笑了笑，指了指窗外：“你看咱这砖厂，这几年看着还行，其实都是老设备、老法子。隔壁镇上的宏发砖厂，人家都搞上新技术了，出的砖又好又便宜，都快把咱们挤垮了。”
“我这闺女，别看她泼辣，心里有数得很。她早就想对厂子搞点改造，可我这脑子跟不上了，厂里这些老师傅，也都是老观念。”李叔看着我，眼神里带着期盼，“金城，你读过书，脑子活。我听红霞说，你高中的物理化学学得最好。我想让你……帮帮她。”
“行不行，试了才知道。”李叔的眼神很坚定，“你不是要还债吗？这就不是钱的事。你要是能帮红霞把砖厂盘活了，比还我一万块钱都强。你，敢不敢接这个活儿？”
那天从李叔办公室出来，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肩膀上的重担好像没那么沉了，心里反而燃起了一股火。
李叔说得对，报恩不一定非得还钱。能帮他们把厂子搞好，这才是真正的报答。
“我爹都跟你说了吧？”她抱着胳膊，还是那副不好惹的样子，但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戏谑。
她似乎有些意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行啊，张金城，没想到你还有点胆量。”
就这样，我从一个拉砖的苦力，摇身一变成了厂长的“技术顾问”。当然，这只是个名头，我还是得干活，只是空余时间，可以跟着李红霞一起琢磨厂里的事。
李红霞拿出了一沓子图纸和笔记，那上面画着各种设备改造的草图，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我这才知道，这个泼辣的姑娘，背地里下了多少功夫。她只有初中文化，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学。
“你看这个，轮窑，要是能改成隧道窑，效率能提高一倍不止，煤耗也能降下来。”她指着图纸，眼睛里闪着光。
我凑过去看，高中的知识一下子全涌了上来。我们俩开始一起研究，我负责计算和理论，她负责实践和经验。我们常常为了一个技术问题，在办公室里争得面红耳赤。
厂里的老师傅们都看傻了眼，谁也没见过李红霞跟一个男人这么“吵架”。
争归争，但问题一个个被解决了。我们俩泡在图书馆查资料，去县里的机械厂请教老师傅，甚至凑钱买了一堆专业书籍回来啃。
那段时间，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个落榜生，也忘了那笔沉重的债务。我一头扎进了技术的世界里，每天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我和李红霞，也从最初的别扭和隔阂，变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
她还是会骂我“书呆子”，我也会嘲笑她“瞎指挥”，但在心里，我们都把对方当成了最能信赖的战友。
半年后，我们的第一个改造方案出炉了——改造干燥室。我们利用窑炉的余热来烘干砖坯，光这一项，每年就能省下上万块的煤钱。
方案拿出来，厂里的老师傅们都摇头。“瞎胡闹！窑炉的火气是能随便动的吗？出了事谁负责？”
关键时刻，李红霞站了出来，拍着胸脯说：“出了事我负责！烧坏了砖坯，我赔！”
看着她坚定的眼神，我心里一阵感动，也站了出来：“李叔，我相信红霞，也相信科学。这事儿，我们能成！”
改造的那半个月，我和李红霞几乎就睡在厂里。盯着温度，看着风门，每一个细节都不敢马虎。
第一批砖出窑的那天，所有人都围在窑口，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当火红的砖头被拉出来，敲一下，发出清脆的响声，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成功了！
李红霞激动得又哭又笑，她忘了旁边还有人，一把就抱住了我。我浑身一僵，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水味，还有汗水的味道。她很快就松开了，脸红得像刚出窑的砖。
干燥室的成功，让我在厂里彻底站稳了脚跟。老师傅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从怀疑变成了佩服。李红霞更是把厂里的技术活儿，都放心地交给了我。
我们紧接着又开始琢磨隧道窑的改造。这一次，几乎没人反对了。
1989年的秋天，当第一条隧道窑正式点火运行时，红星砖厂彻底变了样。产量翻了一番，成本降了三成，出的砖质量在全县都是数一数二的。隔壁镇的宏发砖厂，彻底被我们比了下去。
那天晚上，李叔在家里摆了一桌酒，把我和我爹娘都请了过去。
酒桌上，李叔端起酒杯，红着眼圈对我说：“金城，这杯酒，我敬你。你不是报恩，你是救了我们全家，救了整个砖厂！”
我赶紧站起来：“李叔，您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您当年救我，我早就没命了。能为您做点事，是我该做的。”
我爹也激动得直抹眼泪。那笔压在心头十几年的债，终于以另一种方式还清了。
晚上的风有点凉，吹在脸上很舒服。我们俩并排走在村里的小路上，谁都没说话。
“不知道，”我摇摇头，“先把厂里的技术再弄扎实点吧。”
她停下脚步，转头看着我，月光下，她的眼睛亮得惊人。“你要是想考，我陪你一起复习。”
我愣住了，看着她认真的脸，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行了，当我没说。”她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转身就想走。
我鬼使神差地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腕。她的手有点凉，但在我手心里，却烫得厉害。
“红霞，”我鼓起勇气，看着她的眼睛，“你……你觉得我这个人，咋样？”
她挣了一下，没挣开，脸慢慢红了，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还……还行吧，就是有点呆。”
后来，我没有再去考大学。我觉得，我的大学，就在红星砖厂，我的老师，就是李红霞。
1990年，在双方父母的张罗下，我和李红霞结了婚。婚礼那天，整个砖厂都放假了，比过年还热闹。工友们都开玩笑说，我这哪是娶媳妇，这是把整个砖厂都娶回家了。
婚后，李叔把厂子彻底交给了我们俩。我负责技术和生产，她负责管理和销售。我们夫妻俩齐心协力，把砖厂经营得红红火火，成了县里的纳税大户。
日子越过越好，我们盖了新房，买了电视，后来还成了村里第一个买小汽车的人。我把爹娘接到身边，让他们安享晚年。
有时候，我看着身边的李红霞，还是会觉得像做梦一样。当年那个高考落榜，在砖厂被她训得抬不起头的穷小子，怎么就娶了她，还成了她的依靠呢？
她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总是会掐我一下，笑骂道：“看啥看，后悔了？晚了！这辈子你都得听我的！”
我总是笑着把她搂进怀里。是啊，我这辈子，都得听她的。
因为我知道，是她，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给了我一碗饭，也给了我一条全新的路。她是我命中注定的贵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恩人。
如今，一晃快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砖厂早就升级成了现代化的建材公司。我们的儿子也大学毕业，接了我们的班。
我们俩都退休了，每天就在村里散散步，种种花。她还是像年轻时一样，喜欢数落我，我也乐呵呵地听着。
只是，她再也不会叫我“那个读书读傻了的”，而是会挽着我的胳膊，跟孙子说：“看，这是你爷爷，当年要不是奶奶慧眼识珠，他现在指不定在哪儿拉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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