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的夏天，河北某县城的一间小屋里，刘铁骑收到了自己的高考成绩单，上面的数字明明白白——够上清华大学的录取线，可他盯着志愿表，笔尖悬了半天，却终究没敢写下“清华”两个字。
原来，他的父亲是刘青山。于他而言，这个名字像道无形的坎，1952年，刘青山因贪污被枪决，自那声枪响后，这个“贪污死刑犯之子”的标签，就贴在了他身上。
刘青山被处决时，刘铁骑才7岁，弟弟刘铁甲4岁，最小的刘铁兵还在襁褓里。国家没忘了他们：兄弟俩每月能领15元生活费，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1952年全国平均月工资才37元，15元够一个孩子的基本生活。1962年刘铁骑上高中后，生活费又涨到20元，刘铁甲和刘铁兵仍各15元，直到他大学毕业，这笔补助从没断过。
没人忘了刘青山曾是革命功臣，可也没人能抹去他贪污的事实。当年很多人替他求情，说“功过相抵判死缓”，毛主席却态度坚决：“正因为他们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才要处决！这样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错误的干部。”还特意叮嘱：“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处决刘青山是为了整肃吏治，可对他的孩子，国家终究留了份温情。
可这份温情，挡不住旁人的眼光，也解不开刘铁骑心里的疙瘩。高考填志愿时，他反复琢磨：清华是最高学府，政审会不会卡自己？就算考上了，同学知道父亲是谁，又会怎么看？思来想去，他把志愿改成了北京石油大学——一所他觉得“没那么扎眼”的学校。
没想到，这张志愿表还是引发了波澜。北京石油大学的招生办当时设在南开大学，一位老师拿起刘铁骑的材料，越看越纳闷：分数这么高，怎么不报更好的学校？好奇之下，老师查了他的家庭背景，当“父亲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被处决”这行字跳出来时，老师惊出一身冷汗——这可不是小事！他顾不上休息，连夜揣着材料赶回北京，向校领导汇报。
校党委开了专门的会，有人说“要考虑影响”，也有人说“孩子是无辜的，分数够就该收”。最后，校领导拍了板：“录取！不能让孩子为父亲的错买单。”就这样，刘铁骑踏进了北京石油大学的校门，只是每当想起那张够上清华的成绩单，心里总有些遗憾。
毕业后的刘铁骑，最担心的是“找不到媳妇”——谁家愿意把女儿嫁给“死刑犯的儿子”？可幸运的是，邻居刘继先从小看着他长大，知道他为人踏实，一点不嫌弃他的出身。1972年，两人登记结婚，婚后刘铁骑把妻子宠成了宝，后来还有了一双儿女。他没忘了两个弟弟：刘铁甲学了门手艺，日子过得安稳；刘铁兵年纪小，没受太多苦，长大后去外地打工，混得也不错。兄弟仨平时各忙各的，逢年过节总会聚到一起，聊起小时候的事，刘铁骑偶尔会叹口气，要是父亲当年没走错路，他们兄弟几个的日子或许会不一样。可叹完气，他又会笑着说，怨也没用，路还得自己走。
刘铁骑的一辈子，没沾过父亲的“光”，却扛了父亲的“债”。可他没被命运压垮，靠着自己的努力上学、工作、成家，把日子过成了普通人的模样，这也是他对自己人生最踏实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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