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日子，我常常沉浸在朝鲜之行的回忆里。朋友们听我讲述李导——那个笑容温腼腆，却能让火车“听话”的导游姐姐，都觉得不可思议，又倍感温暖。那300元小费，仿佛不只是劳务的报酬，更是我们对她这个人、对她所代表的那种敬业、真诚与生活智慧的由衷赞赏。我电脑里存满了朝鲜的风光照片，每一张背后，似乎都有李导细心讲解、周到安排的身影。那段旅程，被我珍视为一次洗涤浮躁、回归质朴的心灵之旅。
然而，这种宁静在一个傍晚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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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了一通来自陌生号码的电话，对方自称姓林，是某高校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语气客气而严谨，在确认了我的身份和赴朝旅行经历后，他并没有像之前的陈记者那样单刀直入，而是迂回地谈起他近期对朝鲜社会微观层面的研究。
“李先生，我们注意到，近期一些非公开渠道流传出一些关于朝鲜普通民众生活状态的片段资料，其中一些影像的拍摄角度非常‘内部’，甚至包含了一段一位女性导游自我反思的音频……”林研究员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我们通过技术分析和交叉验证，高度怀疑这些资料的源头，与您所在的那个旅行团，以及那位被称为‘李导’的导游有关。”
我的心猛地一沉。该来的还是来了，只是换了一种更学术、也更难以直接拒绝的方式。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我试图保持镇定。
“请别误会，我们并非媒体，没有报道计划。”林研究员急忙解释，“我们的研究是完全保密的，旨在更深入地理解朝鲜社会的真实脉动。我们联系您，是因为我们分析认为，那位李导女士可能正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
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如坠冰窟。他告诉我，他们通过特殊信息渠道了解到，朝方安全部门近期确实加强了对涉外导游群体的“思想整肃”，重点排查那些与外国游客，特别是与中国游客接触过于“密切”、言论可能“超纲”的个案。而“李导”所在的旅行社，已有一名中层干部因“监管不力”被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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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测，李导女士的行为可能已被察觉，只是暂时缺乏直接证据，或者……他们在观察，等待什么。”林研究员的声音带着一丝不忍，“我们想帮助她，或者说，想评估她可能面临的风险等级。这需要您的帮助，您是她那段旅程最直接的见证者。”
帮助？怎么帮？我一個普通游客，能做什么？巨大的无力感再次攫住了我。我想起李导在接过我们小费时那真诚的鞠躬，想起她谈起国家时眼中的光，也想起她偶尔流露出的、对生活不易的那一丝坦然。这样一个鲜活、努力生活的人，难道真的会因为分享了过于“真实”的一面而陷入绝境？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平壤火车站。她一切都好，工作尽责，我们相处愉快。”我最终选择了最稳妥，也最无力的说辞，“关于您说的资料，我一无所知。”
挂断电话后，我再也无法平静。林研究员的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之前那段美好回忆的最深处。我重新翻看那些在朝鲜拍摄的照片和视频，试图从中寻找蛛丝马迹。在科学家大街，她指着高楼说那是给科技精英的福利房，眼神骄傲；在开城，她介绍铜碗宴“世上无所羡慕”，语气坚定；在火车小站，她为我们让火车“提车”，行动果决……这些画面，与林研究员描述的“风险”，与第一部分故事里那个交出U盘、眼神决绝的“金秀英”，产生了可怕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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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所经历的温暖故事，只是表象？在那片宁静的土地之下，一直涌动着我所不知晓的暗流？李导那令人钦佩的“本领”和“坦诚”，是否正是将她推向危险边缘的推手？那份我们视为珍贵情谊的300元小费，会不会在某个审查报告中，变成她“被资本主义物质利益腐蚀”的罪证？
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在我脑中激烈碰撞。一个是阳光下的温馨记忆，一个是阴影下的生存危机。我无法确定哪一个更接近全部的真相，或者，这两者本就诡异并存。
我知道，我不能再置身事外。尽管恐惧，尽管力量微薄，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个曾给我们带来无数感动和帮助的导游姐姐，可能因我们而无辜受难。我必须做点什么，至少要确认她的安危。
几天后，我拨通了旅行团里另一位比较谈得来的团友的电话，试探性地提起了李导。对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压低了声音说：
“你也听说了？我正想找人聊聊呢。刚有个自称是‘相关部门’的人打电话给我，旁敲侧击地问我们上次去朝鲜的事，重点就问李导跟我们聊过什么特别的话没有……老李，我感觉，这事儿好像没那么简单了。”
放下电话，我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的都市，感觉那片曾经带给我宁静的“神秘净土”，此刻正散发出令人不安的、冰冷的气息。我决定，要再次联系那位林研究员。不是为了提供什么“资料”，而是想弄清楚，我们这些普通的游客，究竟在无意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那个笑容温暖、本领超群的李导，她此刻，到底身在何方，是安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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