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前的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声惊天动地的“东方巨响”，至今依旧让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的大型人物纪录片《王淦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CCTV-9）播出。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淦昌是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的一生，伴随着我国核科学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他的科学人生，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科学家为中国的国防和核科学事业发展，而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爱国奉献的伟大历程。一起来看第三集《以身许国》→
第三集以身许国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核威胁，党中央因此下定决心，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自己的核工业。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1958年，我国的核武器研究机构——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就诞生在这里，对外称为“北京第九研究所”。
1961年，在苏联担任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的王淦昌，回国参加会议，会后突然接到来自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的通知，部长刘杰约见他。
刘杰部长开门见山，请王淦昌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有人要卡我们，中国人要争这口气。”刘杰部长的话，深深地震撼着王淦昌的内心，他从小就立志做一个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的人，从德国留学归来后，历经抗战烽烟、目睹国家贫弱受人欺辱。
此时此刻，王淦昌的心中虽有千言万语，但最后他只用一句话许下了承诺：我愿以身许国。
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认为，做出这个决定，对王淦昌而言需要下极大的决心。当时他在高能物理领域已取得国际公认的卓越成就。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国家最需要、最紧迫的任务，因此他毫无顾虑与犹豫就答应了。正因如此，原本在国际高能物理学界知名的Kan Chang Wang，此后在国外物理学家的视野中销声匿迹，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第二天，王淦昌到九所报到，担任九所副所长，分管技术和生产工作。从这一天起，王淦昌改名为“王京”。
与他几乎同时到任的还有两位副所长，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力学家郭永怀，他们分别负责领导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和结构设计。
三位科学家同时调入九所工作，背后是国际形势的大变化。
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变化，苏联停止了对我国核武器研制的所有援助。面对国外的封锁，党中央下定决心，做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选择了当时技术上较为先进的内爆型，由炸药驱动爆轰，使核材料瞬间受到高温高压，从而达到超临界状态，发生核裂变反应后，迸发巨大能量。而王淦昌负责的就是其中关键的一步——爆轰。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刘文翰介绍，核材料位于球体中心，每个元件上都需安装一个雷管，通过雷管引爆炸药。因此，炸药是原子弹研究成败的关键之一。1961年王淦昌到任后，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在炸药质量上，致力于高能炸药的研究。
这里是位于河北怀来县的17号工地，距离北京市区一百多公里，六十多年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轰试验就从这里开始。
王淦昌到任九所后，很快就来到这个试验基地，他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引爆原子弹的特殊炸药。
刘文瀚回忆，那时，他常与王淦昌一同散步。有一次散步途中，王淦昌一脚踢在17号工地的土壤上，这土壤十分坚硬，一下把王淦昌的脚磕疼了。王淦昌仔细观察土壤后，发现17号工地的土壤由碎石子与泥土混合而成。王淦昌灵光一闪，想到或许可以尝试将大小颗粒混合，采用“综合颗粒”的方法。按照这个思路推进，炸药的密度果然提高了。
54岁的王淦昌是试验基地里最年长的科学家，但他经常去工号和工人们一起浇注炸药，大家亲切地叫他“王老头”。在他的指导下，炸药的难题很快解决了。
更难的问题，接踵而至。如何让原子弹内数十个部件同时引爆，并且让引爆后向外的发散波变为向内聚焦？
在17号工地，王淦昌带着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一次又一次地做爆轰试验。
经过近两年的反复试验，由陈能宽提出的瓦片聚焦方案，终于试验成功，基本解决了原子弹同步引爆向内聚焦的大难题。
此时，在花园路九所的理论部也传来好消息，负责理论设计的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一大批科学家经过近两年的摸索，终于解决了关键难点，实现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大突破。接下来，就需要王淦昌组织大型爆轰试验，来验证理论设计是否可行。
燕山脚下的17号工地已经不能满足大型试验的要求了。
这里是位于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平均海拔3200米，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
从1958年开始，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在这里秘密建设，代号为“221厂”。
历经5年，一座总面积50多万平方米的原子城基本建成。
广阔的草原上，分散建设了7个分厂，分别负责供电供热、加工铀部件、爆轰试验等等。
从1963年起，成千上万的核科技人员陆续转移到这里，开启他们隐姓埋名的人生和中国核武器研制惊天动地的伟业。
王淦昌和爆轰试验的相关人员首批进驻青海基地，他必须抓紧时间组织爆轰试验，确认理论设计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负责爆轰试验的六分厂是王淦昌最常去的地方。
墙上这些大大小小的洞坑就是当年爆轰试验留下的遗迹。
从1963年5月到11月，王淦昌在这里组织了多次局部分解爆轰，并取得了一系列试验结果。
1963年12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最重要的一次聚合爆轰试验在221基地进行。此次试验的目的是检验原子弹的点火中子源能否产生足够多的中子，同时确认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的正确性。如果成功，那就意味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指日可待。
试验定在12月24日，这一天，几乎所有相关的科研人员都早早来到六分厂的试验基地。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胡仁宇回忆爆轰试验现场的情形：“我的左边是邓稼先，我的右边是何文钊。”
随着一声剧烈的爆轰声，火光冲天，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向上升腾，试验结果随之而出。
“一做非常成功，测的中子非常满意。”胡仁宇说。
刘文翰认为：“这个试验确定了九院今后的核武器发展方向以及计算模型。”
这次试验的成功标志着原子弹研制的主要技术难关已经攻克，1964年6月，王淦昌又组织了一次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试验再次取得成功。至此，历时4年的爆轰物理试验，从单件到组件，从局部到整体，从缩小尺寸到全尺寸，一共进行了千余次试验，解决了聚合爆轰的关键技术难题，并验证了我国原子弹理论方案的正确性。
此时，距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仅一步之遥了。
经过慎重决策，党中央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在此之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青海221基地将原子弹各部件进行总装，之后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
作为九院主管技术和生产的副院长，原子弹的生产和总装同样由王淦昌负责。
所有工作都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但在最后装配炸药时，出现了问题。仓库里的炸药因为热胀冷缩的原因，尺寸出现误差。
王淦昌的警卫员任银乐回忆，连续开了两三天的会，这个难题还是解决不了。王淦昌把嗓子都喊哑了。最后，大家研究决定用铜刀把炸药刮掉。
炸药处理是高危且绝密的工作，为安全起见，定在深夜进行，要求所有工人下班，其他车间全部关闭，严禁人员进入。
当天晚上，王淦昌在宿舍里放心不下，辗转难眠。据任银乐回忆，深夜十二点多，王淦昌从住所下楼，决定再去车间一趟。他一路经过重重岗哨，最终到了炸药处理现场，并亲自看着工人操作。直到凌晨两点半，车间主任劝王淦昌回去休息，但他态度坚决，坚持留在现场，直至任务全部完成。
等王淦昌他们回到家时，天已亮透，也没有耽误第二天上班。
1964年8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221基地完成生产装配，在这个离总装厂不远的专用火车站，由专列秘密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
1964年9月下旬，王淦昌、彭桓武等一大批专家和领导，都来到古老而神秘的罗布泊，在试验现场，进行原子弹最后的紧张装配。
爆炸前夕，57岁的王淦昌坐着吊车，登上高塔，亲自对装置逐项进行了最后的检查和验收。
10月16日15时，主控站正式发出核爆令。
“5、4、3、2、1，起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举国欢庆，世界震惊。
这张照片就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在试验场区的科学家们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的合影。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按照党和国家的部署，氢弹的研制任务立刻提上日程。相对于原子弹来说，氢弹更为复杂，难度也更大。
1965年底，我国的氢弹理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年近六十的王淦昌为此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爆轰模拟试验，很快解决了氢弹引爆设计中的技术难题。之后又在茫茫大戈壁，成功完成氢弹原理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
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让从贫弱中站立起来的中国，从此不再受到西方国家的核威胁。
但是西方核大国对我们的封锁、监视和遏制从未停止。因此，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必须抢时间，及时转入地下试验。
地下核试验，就是把核装置放进地下一定深度来进行核爆试验。虽然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但会对核试验测试和诊断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1967年，国防科委召开会议决定，由王淦昌负责首次地下核试验的技术工作。
1969年9月，当王淦昌做完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从基地回到北京时，突然收到九院整体搬迁到四川山区的通知。此时，王淦昌的5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62岁的他带着老伴从北京搬到了四川梓潼县长卿山脚下。
这就是王淦昌在长卿山脚下的住地，他在这里生活了九年。
1975年，党中央决定继续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68岁的王淦昌担任技术总负责人。
筹备核试验期间，王淦昌每次都要乘坐十几个小时的汽车，在新疆核试验基地荒凉的戈壁滩上，一路颠簸到试验场地。
地下核试验正式开始前，王淦昌必须亲自检查、验收所有的测试设备，无一例外。
时任测试队副队长王乃彦回忆，那次设备布置完毕后，王淦昌连声问道：“不行不行，我不放心！那些措施都做好了没有？都到位了没有？”尽管王乃彦答复一切已签字确认，王淦昌仍坚持：“不行，我得回去看。”最终，王乃彦陪同王淦昌进入洞口重新核查。
当时洞内许多照明灯已经拆除，光线十分昏暗，极易摔倒。王乃彦在前引路，王淦昌紧随其后，两人在洞内仔细检查了近两个小时。
爬出洞口时，王淦昌已经筋疲力尽，快要走不动了，王乃彦搀扶着他缓缓走出。王淦昌对王乃彦说道：“老王，我们该做的事都做了，现在应该可以叫工兵回填了。”
在工兵回填封洞后，这次平洞地下核试验于10月27日开始。测试结果表明，试验取得成功。
1976年10月，年近七十的王淦昌又一次奔赴大漠荒山，参与领导和组织我国第三次地下核试验，试验再次取得圆满成功。
至此，我国仅经过3次试验，就顺利地通过了地下核试验的技术关，真正做到了“少量试验，多方收效”，为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淦昌是核武器物理试验的奠基人之一。这一生有幸结识王老，接受他的教诲，我终生难忘且终身受益。”胡仁宇说，他要学习像王淦昌那样做人。
1978年，王淦昌奉命调回北京，担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从54岁参与领导我国核武器研制，到71岁调离九院——王淦昌，这个隐瞒了17年的名字，终于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策 划：马明辉
责 编：胡安妮
审 核：张敬一
值班编委：宋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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