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济南一间工厂医务室的女医生申请入党，申请书上交后，她的履历却引起了注意。
随后，她的真实身份暴露，公安迅速行动，她很快被抓并被枪毙。
这名女医生是谁？她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成为特务
这个女医生叫劳有花，她出身于江苏一户小康家庭，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是乡村女医。
自幼便耳濡目染医术与读书的氛围，年少时的她，聪慧秀丽，立志学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穿上白大褂，站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
可抗战爆发、战火蔓延，家中两位哥哥先后投身抗战，一个牺牲在豫西山地，另一个失踪于湘北突围战中。
那晚，母亲跪倒在牺牲名单前嚎哭，劳有花则坐在堂屋的灯下看着父亲发黄的手写信札，一言不发。
第二天一早，她便收拾细软，独自前往南京投奔舅父。
在南京，她通过关系进入了中央陆军医院做实习护士，外表温婉，手脚麻利，深受病人和上司的喜爱。
她并不知道，那个偶尔来医院看望战伤特工的“戴先生”，正是军统首脑戴笠的心腹。
在一次陪同上级处理伤员的过程中，她临危不乱地为一位头部中弹的情报员处理创伤、缝合动脉，引起了高层注意。
几天后，一份秘密邀请递到了她手中，她没有立即答应，但在多次接触后，还是点头了。
劳有花接受了数月的密训：密码记忆、化妆伪装、夜间潜行、毒药配置，每一样她都学得出奇地快。
训练结束后，她被编入“天字特号”小组，专门针对中共华东局高层实施刺杀和破坏。
1948年底，随着解放军节节推进，国民党的情报系统陷入混乱，“天字特号”被紧急部署至上海。
劳有花的任务很明确：担任外围接应员，化名“周秋萍”，以护士身份伪装，接应主要特工“来客”与目标之间的联系。
她拒绝了组织提供的临时住所，执意自行寻找落脚点，最终以“卫生技术支援”为由，进了上海法租界的一家私人诊所。
那时的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壮大，国民党特务机构也像垂死前的猛兽，不断加紧反扑。
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国民党多次妄图刺杀陈毅市长，但均以失败告终，刺杀小组也被逮捕。
“天字特号”网络陆续暴露，核心成员几乎全数落网，“来客”也被当场击毙。
而劳有花，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她太过谨慎，从不与行动核心同住，通联也通过多级递转，警方一时间找不到她的确切身份。
逃亡与隐匿
1949年，刘全德刺杀陈毅失败被捕的消息已经传遍整个特务系统，所有与“天字特号”有关的潜伏人员都被列入通缉名单。
劳有花连夜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为了不引人注意，她剪掉了及肩的头发，用煤灰抹在手背上，让皮肤显得粗糙。
她换了一身布衣，假装是随流民返乡的妇女，火车上的每一站，她都不敢合眼，总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
几经辗转，她终于抵达济南，她想起自己在济南还有一个表妹，如今已嫁给一位解放军军官，在区政府工作。
那天夜里，她敲响了表妹家的门，表妹惊讶得说不出话，却没多问，便热情地把她迎进屋里。
接下来的日子，劳有花暂住在表妹家，白天，她帮忙买菜、做饭，晚上在灯下翻看旧报纸。
她从不提起上海，只是偶尔在梦中惊醒，满头冷汗，表妹以为她是被战乱吓坏了，常劝她：“现在好了，天下太平了，你也该找个安稳的工作。”
表妹的丈夫所在区的一个国营工厂正在扩建，医务室缺人，表妹出于好心，托丈夫帮忙，把劳有花推荐了进去。
她的履历写得干净无瑕：毕业于南京一所护士学校，曾在私人诊所任职多年，无政治问题、无家庭负担。
她那一手利落的字迹、一口干净的普通话，加上对医务工作的熟稔，很快就通过了面试。
就这样，昔日上海滩的特工，成了济南一家工厂医务室的医生。
劳有花清楚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她不和谁走得太近，却从不拒绝帮忙；她话不多，但每句话都恰到好处。
时间一长，她成了工厂里“最受尊敬的医生”，厂里搞评优，她的名字总在榜上；搞义诊，她第一个报名，工厂还给她发了“模范职工”奖章。
一纸申请书
1958年，劳有花已经在工厂医务室工作第八个年头，她的头发花白了几缕，但精神依旧矍铄。
那段时间，工厂党支部拟定了新一批入党积极分子名单，其中就有劳有花的名字。
入党意味着政审，意味着有人要查她的过去，而她的“过去”，正是她毕生避讳的东西。
可她又不能拒绝，拒绝会引起怀疑，于是，她只能提起笔，写下入党申请书。
接下来的履历表，她写得格外用心，她知道哪些年份可以写，哪些必须改。
她把自己在重庆军统局的经历，改写成“重庆私立卫生院实习护士”；把在南京保密局任职的岁月，改成“协助民间诊所救护伤员”。
她还添上了几位“证明人”，大多是她杜撰的老同事、早已不存在的名字。
至于那段最敏感的潜伏经历，她更是小心编织，她写道：“1948年底，受私人介绍前往上海曹家渡某纺织厂医务室工作，后因厂长病故，返回山东探亲。”
在那句“返回山东”之后，她加上了一句看似无害的话：“自此留居济南，现工作稳定。”
申请书交上去后，劳有花长舒了一口气，她以为，这只是走个程序，毕竟她的表妹如今在政府任职，可以为她担保。
按照当时的规定，入党政审需要“外调”，即核查申请人过往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于是，工厂党组织依据她填写的材料，发出了两封公函：一封寄往“上海市卫生局”，请协助核实她所谓在“杜传耀诊所”工作的经历。
另一封，则寄往“上海曹家渡纺织厂医务室”，要求核实她曾在那儿任职的记录。
前一封信，被层层转交，最终停留在上海市卫生局的文书堆里，没人多看一眼。
至于后一封，曹家渡纺织厂早已公私合营，但老职工和旧档案还在。
当那份盖着济南工厂红章的公函送到厂办公室时，工作人员翻看了一眼内容，忽然觉得这个名字眼熟。
“这不是那年公安局悬赏通缉过的女特务吗？”
随后，公函被直接转交给上海市公安局，几天后，这份信被摆在了黄赤波局长的办公桌上。
黄赤波主持破获过无数重大案件，其中就包括1949年那场震惊全国的“刺杀陈毅案”。
那场案件中，几乎所有参与者都已伏法，唯独女特务劳有花，始终不知所踪。
黄赤波翻开抽屉，取出那份陈旧的案卷，封皮上写着：“1949年重大反革命案件——刺杀陈毅市长未遂案”。
案卷的边角早已泛黄，但上面“劳有花”的名字依旧清晰可辨，黄赤波翻看着当年的笔录：女，山东人，曾任军统特工，潜伏上海，系刘全德刺杀陈毅案之协助人员，行动失败后潜逃，行踪不明。
他再低头看那封公函，上面写着的履历赫然写着：“山东籍，曾在上海曹家渡医务室工作。”
黄赤波心头一紧，他几乎立刻明白，她没死，也没逃出国，而是以另一个身份活在国内。
“把档案核对组叫来。”他平静地下令。
几个小时后，旧案档案被全部调出，照片、笔迹、口供、报纸、密报一一比对。
虽然八年过去，岁月让影像模糊不清，但劳有花那双眼睛却让老刑侦员一眼认出。
“局长，是她，没错。”
黄赤波深吸一口气，亲自签下了逮捕令，公函发往山东，命令上写道：“目标极为狡猾，行动须迅速，务必当场控制。”
落网伏法
那天早晨，工厂的汽笛还没响，院子里就停了几辆陌生的黑色吉普车。
几名身着呢子大衣的公安干警沉默地下车，在门卫带领下前往医务室。
“劳医生，外面有人找您。”
劳有花抬起头，看到门外站着几个人，为首那位高个子军帽压得很低，胸前别着徽章。
那种肃杀的气息，她太熟悉了，她怔了一瞬，放下手里的棉球，缓缓解下围裙，理了理衣襟，走了出去。
“劳有花，我们是公安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话音落下的那一刻，整个医务室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站在门口的工人都瞪大了眼睛。
劳有花没有问，也没有反抗，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她知道，终于，还是躲不过去了。
审讯在济南市公安局进行，面对厚厚的卷宗和几十年前的档案照片，劳有花没有否认。
她承认了在上海协助刘全德潜伏、接应的全过程，也讲述了自己逃亡后隐姓埋名的岁月。
审讯结束后，案件交由法院进行审理，证据确凿，供述完整，劳有花被判处死刑。
刑场设在济南郊外的一片荒地，行刑前，执行官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劳有花望向远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希望下辈子，做个普通人。”
消息传回上海，黄赤波把那份陈旧的“刺杀陈毅案”卷宗重新封存，在封皮上写下“结案归档”。
这桩持续八年的悬案终于落幕，而那个曾经聪明、美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用她的死，为自己写下了最后的忏悔。
劳有花曾有过成为优秀医生的机会，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她曾以为可以用勤劳和沉默掩盖过往，却终究无法欺骗历史。
她的结局，是时代的落笔，也是对那个风雨飘摇年代最沉痛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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