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史书，“某官坐赃，伏诛”的记载总是简洁得近乎冰冷。

当贪赃大员的头颅落地、家产查抄，牵连的从犯被流放、举主因“保举连坐”罚俸贬官，甚至宗族受累时，一个追问总会冲破故纸堆：这些官员的官袍由皇帝朱笔御批所赐，仕途由皇权最终裁定，如今大员贪赃伏法，皇帝的“失察之责”，又该向谁追责？

这一问，初看便陷无解。在古代皇权制度的框架里，律法本是皇帝意志的延伸，“追责”的箭头从来只向下指向百官与百姓，从未有过向上直指皇权的可能。

《唐律疏议》里“君为臣纲”的法理，《大清律例》中“十恶不赦”皆不涉君权的条文，早已为皇权筑起“免罚”的铜墙铁壁。

就像北魏崔浩因所荐官员贪腐被株连九族，嘉靖朝严嵩党羽倒台后数十名官员被处死流放，终裁用人的皇帝，始终超然于法网之外——以律法为标尺，“向皇帝追责”本就是个不成立的命题。
可历史从不会因“律法不支持”，就抹去这一追问。它总能在“皇权无律责”的空白处，给出另一种答案：帝王的“失察之责”，从不需要某个人或某个机构追责，却自有更沉重的“审判者”等着他。
这个“审判者”，首先是藏在“罪己诏”里的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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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武帝晚年，因穷兵黩武、重用酷吏导致四海虚耗，贪腐官员趁机敛财，最终引发多地叛乱，贪赃大员伏法者不计其数时，汉武帝没有回避“该向谁追责”的隐忧，而是以《轮台罪己诏》给出回应：“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他将“失察”的责任揽于己身，无需他人追责，却以“自罚”的姿态接受天下人的审视。

嘉靖朝严嵩专权二十载，党羽贪腐成风，待严嵩倒台、涉案官员纷纷伏法，嘉靖也在诏书中直言“失察吏治，致奸邪当道”，这份自责，便是帝王对“失察之责”最直接的“认领”。

北宋神宗时，变法引发吏治混乱，贪赃官员受惩后，神宗虽未明发罪己诏，却在朝堂垂泪坦言“朕之不德，致此灾异”，罢黜变法派核心——这些都不是他人追责的结果，却是帝王对“失察之责”最郑重的回应。
这个“审判者”，更是刻在史笔里的千古公评。

帝王或许能逃过当下律法的追责，却逃不过后世史官的笔锋。唐太宗之所以畏惧魏征直谏、不敢干预《起居注》，正是因为他深知，若因“失察”导致官员贪腐，史笔会将这份过错永远定格。相传他曾想查阅“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被褚遂良以“君举必书，以正得失”拒绝，他怕的，正是史笔将“用人失察”“权术私念”写入青史，成为千古追责的凭证。

反观南朝宋孝武帝，因史官记录其纵容官员贪腐、自身奢靡，竟下令篡改史书、诛杀史官，可《宋书》最终仍如实记载其“奢欲无度，虐害忠良”，这份史评，成了对他“失察之责”永远的追责。

就像乾隆后期，和珅及其党羽贪腐伏法者众，后世史书评价乾隆，必提“晚年怠政，吏治败坏”，这便是史笔对帝王“失察之责”最严厉、也最长久的追责。
至此再回看开篇的追问：“古代帝王的‘失察之责’该向谁追责？”
答案早已藏在历史的逻辑里：举荐者的“连坐之罚”，是帝国制度层面的“追责”，用来维护官僚体系的秩序；而帝王的“失察之责”，无需他人追责——道义会以“罪己诏”让他自省，史笔会以千古评让他担责，人心会以民心向背让他知戒。

这种“不追责”的追责，远比罚俸贬官更沉重，也更能维系王朝的合法性。
读史至此，方知这一追问的深意。制度的网能网住贪赃的大员、连坐的举主，却网不住皇权；可道义与史笔织就的天网，终会让每一份“失察之责”都有归处。

这或许便是历史的启示：权力越高，“追责”的形式越隐蔽，承担的责任却越沉重。

当我们在故纸堆里追问“帝王之责该向谁追”时，其实也是在以今人的目光，审视权力与责任的永恒关系——这份追问，从未因时代变迁而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