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16日夜，你们第四军真的守得住吗？”作战参谋低声问。张德能没有回答，只是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地图，目光掠过岳麓山与湘江，然后转身走进雨色里。
当时的大背景并不复杂。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会战，矛头直指长沙。长沙是第九战区门户，一旦失手，衡阳、桂林、柳州都会被拖进漩涡。按理说，战前已有三次守城经验，防御套路并不缺，可第四次却偏偏溃败，这才引出后面的“枪决风波”。
先看战区部署。薛岳坐镇衡阳，心里想的却是把“嫡系”第四军推到最显眼的位置，以便再捧出一个胜利符号。于是整座长沙城交给张德能，两万余人分散在河东、河西，尤其是在岳麓山周边多头开花。乍一看兵力排布细密，实则难以相互支援。
与此同时，日军第11军采用新套路：两翼穿插、正面佯攻、机械化快速突入，很快切断城内外联系。外线的友军想救援，信号与命令却被截断——一句话，张德能成了独立作战的“孤军”。
7月初，赵子立数次催促张德能把主力固守河西高地，再以短突击控制湘江渡口，以保证两岸火力互援。但是张德能连日失眠，既担心被薛岳怪罪，又生怕错判敌情，迟迟没有给出果断命令。所谓“天炉战法”要先诱后围，而此刻城中已无“后围”能力，只剩“硬扛”。
转折点出现在7月6日凌晨。东面日军突破城墙，河西守军急调过江，结果船只半途被炮火击中，形成大面积溃散。岳麓山失控后，湘江两岸火力支撑完全失灵。张德能在指挥所昏睡了不到两小时，醒来时传令兵只留下两句话：“河西已失，部队撤不动”。战局瞬间崩盘。
长沙的陷落速度让重庆震动。蒋介石原本预判至少可以撑一个月，给外线调动争取时间，没想到才三天就告危。衡阳因此陷入孤悬，方先觉只有一万余人，被迫缩在“口袋形”防御圈里。后面那场47天血战，虽可歌可泣，却也间接由长沙失守所致。
蒋介石震怒的根源不只是长沙丢了，更因为“嫡系”颜面扫地。本想树立第四军为标杆，如今却成了“反面教材”。薛岳虽然责任重大，但身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又是黄埔一期，难以轻动。谁来背锅？最直接的就是张德能。
军法会审表面程序齐全：先由徐永昌核对战区电报，再调阅第四军战斗详报。薛岳、白崇禧先后写来“情词恳切”的求情信，说张德能“未失军纪，只失戎机”。审判团初步意见是五年徒刑。然而，衡阳也在8月8日陷落，蒋介石再无颜面可挂，立刻把那张徒刑判决单拍在桌上：“军纪如山，失城者斩！”
8月20日清晨，重庆郊外的刑场受命出人意料地安静。张德能穿常服，被押上土丘。据在场宪兵回忆，他只是说了一句“弟兄们不该替我难过”。行刑后不到半小时，军委会即宣示公文：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军法从事，以儆效尤。
许多人替他鸣不平。原因有三：一，长沙守军兵力不足，且防御体系早被日军侦透；二，第九战区整体作战指导迟滞，薛岳擅自变更兵力配置，导致“天炉战法”失魂；三，外线未能及时策应，张德能既无空援也无火车输送，最后成了纸面上的“孤城”。
也有人说他确有失职：战前轻判敌情，战中犹疑不决，战后仓皇失措。放在蒋介石的思维里，失败可以容忍，犹豫不能原谅。枪决，从政治层面讲，重在震慑战区将领；从情感层面看，却是一场带着怒气的出手。
不得不说，这件事给第九战区打了一剂“强心毒针”。衡阳之后，桂林、柳州相继失守，豫湘桂会战最终变成大溃退，蒋介石却再也不敢轻易拿黄埔嫡系开刀。张德能死后一年，第十军在芷江对日军谈判桌前重新亮相，风光却与他无关。
若当日长沙撑住十天，衡阳就能获得补给；若张德能敢在7月5日夜果断撤入岳麓山，也许还有第三条防线；若薛岳不为“嫡系”布局，外线反包围或能成型。然而历史从不接受假设，一个“若”字，换不回一座城，更换不回一条命。张德能之死，看似一纸军令，其实是高层内斗、战术失误与时间差交织出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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