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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的台湾，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陈宝仓将军站在住所窗前，凝视着远方，他刚刚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安排妻子和孩子们前往香港。
此时的陈宝仓可能没想到，两个月后他会被捕，三个月后牺牲在台北马场町刑场。
1949年春，陈宝仓携全家赴台，这位49岁的将军身负特殊使命——他早已在香港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受中共华南局和民革中央派遣，到台湾开展情报工作。
初到台湾，陈宝仓一家住进一栋二层小楼，表面上，他仍是那个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每天清晨，勤务兵会送来绝密文件。
但平静表面下，危险正在逼近，台湾“白色恐怖”愈演愈烈，中共台湾地下组织负责人蔡孝乾被捕叛变，导致大批地下党人被捕。
陈宝仓敏锐地察觉到危险的气息，1950年初，他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及时将妻儿送到香港，这个决定比他自己被捕早了仅仅两个月，比他在台北马场町牺牲提前了三个月。
在家人安全撤离的同时，陈宝仓选择了留下，他熟悉国民党军队机构及工作方式，愿为实现祖国统一做工作，这种明知危险却向死而行的选择，凸显了他对信仰的忠诚。
陈宝仓1900年出生于北京，14岁时因父母病故、家庭困难，投考免费的清河军官预备学校，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抗日战争时期，陈宝仓屡建战功，他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宣城战役、武汉会战、粤北抗战、昆仑关战役、桂南会战等重大战役。
1938年，他在安徽宣城战役中遭日机轰炸重伤，右眼失明，但眼伤未愈即奉调参加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动员
1945年10月25日，陈宝仓以国民党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身份，主持青岛地区日军投降仪式，那一刻，他代表着胜利的中国，身穿中将呢子军装，身材魁伟，英俊威武。
然而，陈宝仓内心早已厌倦国民党内部的腐败，1948年春，他在香港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与中共香港分局接触中，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
在台湾，陈宝仓利用任“国防部”高参的便利，与吴石将军配合，获取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
近年披露的档案显示，陈宝仓在台北短短十个月，传递了47份《台湾战区防卫计划》等重要情报，这些情报被藏在鱼腹、罐头里，一路送到海峡对岸。
文件送达时，解放军参谋部的人只说了四个字“值一个军”。
陈宝仓传递情报的方式极为隐秘，他用特殊药水在《红楼梦》书页边缘抄录国军布防图，这些情报最终出现在解放军的作战室里。
他的工作环境充满危险。台湾特务机构查得比筛子还严，哪怕是芝麻大的异常，都能揪着不放。
关于陈宝仓身份暴露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导致包括吴石、陈宝仓在内的潜伏人员暴露。
另一种说法是，陈宝仓最初并没有暴露，后来在吴石家里搜出一份未及时销毁的手写军事情报，正是陈宝仓所写，这封情报最终使陈宝仓暴露了身份。
还有一种说法更为具体，说是陈宝仓手绘的一张台湾布防图被下属无意中混入普通文件，送到档案科，引起怀疑。
无论哪种说法，陈宝仓最终还是被捕了，1950年4月，距离他安排家人撤离仅两个月，陈宝仓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逮捕。
在审讯中，陈宝仓自始至终未透露一句，屡受酷刑，坚定不屈，他的判决书上甚至写着“不供不认”，他既未求饶也没写悔过书。
1950年6月10日，陈宝仓与吴石、朱枫、聂曦一起被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时，他身穿笔挺的中将军服，对着镜头整理衣领。
陈宝仓牺牲后，友人冒险领回遗体火化并送到香港，骨灰到达香港后，还需要辗转送到北京。
这时，一个感人故事发生了：陈宝仓三女儿的同学为了将他的骨灰带回故土，不惜冒死潜水偷渡上岸。
当船靠近香港时，这位女生因为没有“入港证”无法上岸，她当即扔掉自己所有行李，将骨灰贴身绑好，跳海偷渡上岸。
1952年，毛主席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1953年，他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亲自为其主持公祭。
在李济深的主祭悼词中，他深情地说道：“陈宝仓同志之死，是重于泰山，是光荣的！我们的同志和祖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陈宝仓牺牲后，他的一位后代在回忆里写道，父亲离家那天，母亲把缝好的新棉袄塞进行李，父亲反手把棉袄拆开，线脚里夹了张纸条——“若回不来，把棉袄改成孩子的书包，背到新中国”。
这个书包，直到2024年才捐给军博，布料脆得一捏就碎。
参考资料：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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