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先生在北京逝世。社会各界都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两人曾经志同道合亲如兄弟，为什么会后来突然决裂呢？
李政道192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名门望族，父母皆为文化大儒，族亲全是知识精英。浓到窒息的学术氛围，赋予李正道出类拔萃的学习天赋的同时，也让他养成克制讲理、与世无争的性格。
1943年，他刚踏进浙江大学的校门，便被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以及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王淦昌争着教授，抢着培养，后又在西南联大被多位未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集中培训。1946年他更是得到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的亲自推荐，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说是深造，其实就是在芝加哥当个没地位的试读生。李政道能力超群，才旁听一年便在期末考试中力压一众欧美学霸，位列年级第一，直接把芝大美国现代理论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恩利克·费米。爱惜人才的导师立刻帮他搞定转正、免学费、发奖学金的福利三件套，还把他招致门下，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李政道名声鹊起，并很快传到中国学生杨振宁的耳中，杨振宁很快与李政道取得联系。
两位同宗同源，又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没多久成为亲兄弟一般，天天泡在一起学习。没过多久，两人却突然大吵一架，陷入冷战，起因是他俩要联合署名发表两篇含金量极高的论文。
按照国际惯例，应该是姓氏首字母更靠前的李政道名字排在杨振宁前面，可杨振宁非以自己比李政道大4岁为由，让李政道的名字排后面。好说话的李政道同意在第一篇论文上把杨振宁的名字排在前，杨振宁却非要两篇都排在前。李政道觉得这样做会惹来外界非议，不愿退步，两人第一次闹翻。即便如此，李政道还是无法割舍与杨振宁的老乡情谊，几年后主动邀请杨振宁共同研究学术，一起努力拿下了中国首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然而仅仅3年后，这两人便彻底闹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而导致决裂原因还是因为署名顺序和宇称理论首次发现的问题。
从最核心的争论是“当年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突破性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
杨振宁的版本，这个突破思想是他在 1956 年五月初和李政道会面时提出来的，在《杨振宁传》中，他是这样描述的：“4 月底或 5 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 θ-τ 之谜上面。”
“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 和 τ 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 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而李政道给出的版本是，这个突破思想是 1956 年四月初，他在和同事斯坦伯格的谈话中忽生灵感产生的。在答记者问里，他是这样描述杨振宁提到的那个场景。“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 4 月底和 5 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曾经研究过，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了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 Φ，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 0 到 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 Φ 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 0 到 π，然后也可以从 π 到 2π。当 Φ 在 0 到 π 的区域时，Φ 和二面角一样，可是在 π 到 2π 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 Φ，通过 Λ0 和 Σ0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二个 Φ 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据此就可以去测量 θ-τ 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
在我的办公桌上，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 θ-τ、Λ0、Σ0 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以上，两个人对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对于同一个场景，李的回忆是他先提出来，杨先是激烈反对，慢慢被说服，而杨的版本恰好完全相反，是杨先提出来，而李一开始是反对的，被他说服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1962 年《纽约客》刊出《宇称的问题》是导致两个人分手的直接原因。两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五年后，物理学家伯恩斯坦撰文记录两个人的合作和友谊，以及获诺贝尔的经历。文章发表前伯恩斯坦给两个都看了初稿，李觉得没有问题，但杨不满意，提出标题和宣布诺贝尔奖时都要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甚至他太太名字也要写在李的夫人名字前面，因为他年长一岁。李政道认为很无聊，加上1952 年合作的裂痕和颁奖典礼杨的过分要求，便决定不再合作。当时杨振宁情绪激动，当时哭泣并表示很想和李继续合作。李政道和他长谈了许久，但是两个人从此不再合作。
随着杨振宁的病逝，李政道和杨振宁的恩怨也终于画上句号。他们曾是世界物理学当之无愧的双子星，却因种种纠纷走上决裂之路，令人可惜，又令人叹惋！但他们留下的学术遗产与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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