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笔写下这篇文章之前,

我自己也从未想过,杨振宁先生这五个字,

会在我的人生中,埋下如此之多的伏笔。

直到此刻,当我回溯过往,

才惊觉那些年少时埋下的种子,

早已在不经意间,草灰蛇线,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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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颗种子:光速与未知世界

记忆的起点,是一本早已忘记书名的华人科学家人物传记。

那时的我,还是个懵懂少年,

书中介绍杨振宁先生与李政道先生事迹的章节,

却像一道光,照进了我小小的世界。

那些关于宇称不守恒、关于规范场论的描述,

我读得“半懂不懂”,

半懂是仅认识字,

但也不妨碍心潮澎湃。

那颗名为“科学”的种子,就此种下。

我开始对数学和物理异常着迷,

自发的跨级看物理教科书钻研。

努力换来的结果,是和另一位要好的同学,

一起拿下了市里数理化竞赛的一等奖——在我们那个以竞赛闻名全国的城市,

这也是我们少年时代得一抹亮光。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

在某个课间的午后,

我们俩故作高深地讨论着对相对论的理解。

我突发奇想,对同学说:

“既然所有物体的速度都被限制在光速以内,

那假如真有东西超过了光速,是不是就能时光倒流了?

毕竟,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光‘运输’来的信息。

如果我们跑得比光快,

不就能追上、甚至超越那些携带着‘过去’信息的光了吗?”

同学听罢,对我的“奇思”深表赞同。

年少的时光,就是这般,

充满了幻想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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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位同学真的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

毕业后进了谷歌。

而我,虽然学了数学

最终却没有走上纯数研究的道路。

因为我总觉得,那些纯粹由符号思想层层推演的产物,

离现实世界太远。

我更感兴趣的,是能与真实世界对话、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数学。

数学于我,应是工具,而非终极目标。

现在想来,这份看似成熟的“初心”,

其最底层的逻辑,不正是少年时读杨、李二位先生事迹时,

心中种下的那颗种子吗?——物理学的理论大厦,

终究要建立在坚实的实验基础上,

而非纯粹形而上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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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段文字:家国与铁血丹心

如果说,杨先生的事迹点燃了我对科学的兴趣,

那么他的文章,则塑造了我精神世界更深沉的底色。

初中课本里,那篇《邓稼先》,

让我们那一代孩子,

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触摸到“两弹一星”背后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文章朴实无华,却有千钧之力。

其中引用的两段古文古词,我至今仍能脱口背出。

一段是《吊古战场文》的片段: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

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

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

这段文字,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戈壁大漠的苍凉画卷。

我后来找来《古文观止》,将全篇背下,

每每读到“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心中便会浮现出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

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为国铸盾的悲壮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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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段,是五四运动时的一首歌词: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这首歌词,在少年心中投下的,

是滚烫的英雄主义情怀。

我也同样找来全篇,反复诵读。

这两段文字,是杨先生文章中的“文眼”,

也成了我精神世界里的两颗“压舱石”。

它们在我心中埋下的,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

是对那些“为国干城”的先辈最崇高的敬意。

后来,我读博士期间,借着某个机会,

专门去了一趟绵阳某院。

在那座静谧的山谷里,我呆了一周,

听讲解员讲述着那些尘封的、动人的故事。

博士毕业后,虽然面前有众多高校的橄榄枝,

但最终,首选了唯一一家军工单位。

现实点说,它的待遇是不错的考量。

但扪心自问,驱动我做出这个选择的,

也有从小被杨先生的这篇文章所灌输的那些思想。

很多种子,看似沉寂,实则草灰蛇线,伏脉千里。

这或许,就是教材与榜样的意义所在。

(可见教材对小孩子的塑造力量,这也是“国防”的第一道思想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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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场报告与一本书:思想的延续与共鸣

高中时,借着学校的光,

我曾有幸现场聆听过杨先生的一场报告。

报告的具体内容早已模糊,

但我至今仍记得他矍铄的精神、敏捷的思维和清晰的逻辑。

其中有一个观点,我印象颇深。

他大概是说,欧洲传统的科学研究,多是由贵族子弟推动的,

因为他们不为衣食烦忧,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未知。

而当代的科研,则更需要那些最耐得住寂寞、最有恒心的人来推进。

这句话,在当时听来,只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点。

但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也在科研中慢慢品味出其中的分量。

而杨先生对我更深层次的影响,

则来自于他晚年出版的《曙光集》。书中,

他讲到物理学的“几何化”,

提到爱因斯坦对用黎曼几何来统一描述引力、电磁力的偏爱。

他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

电磁学就是一种空间的“结构”,

并竭力想找出其背后的几何根源。

当时的我,还未掌握黎曼几何这个工具,读得懵懵懂懂。

但他又引用了另一段话:

“一个理论科学家就越来越被迫让纯粹数学的、形式的思考来引导他……

这种理论家不应该被斥为空想家,

相反,他应该有自由想象的权力,

因为要达到目的,别无他法。”

这句话,与我少年时“理论要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认知,

似乎构成了某种张力。

我将这个“矛盾”埋在了心底。

又是十多年过去,当我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

苦苦求索而不得其门时,

竟也鬼使神差般地,

走上了一条“让纯粹数学的形式思考来引导”的道路。

也正是在这条路上,

我突然窥见了某个领域中那个隐藏在数据背后,

优美而简洁的“几何结构”。

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爱因斯坦的执着,

理解了杨先生引述那段话的深意。

理论的根基虽在现实,

但通往更高层理论的阶梯,

却往往是由纯粹的数学之美与哲学思辨所搭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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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人类的思想,从来不是孤立演化的。

我们的大脑结构、我们的认知体系,

都需要靠与外界的交互、学习来不断完善。

而人类最顶尖的大脑,

他们的思想、事迹、乃至一个优美的公式,

会像基因一样,通过文章、报告、课堂,

传承、渗入到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灵深处。

我很庆幸,能与杨先生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虽然错过了科学史上“群星闪耀”的黄金年代,

但能赶上这世纪末的余晖,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

亲身感受过他文字的力量,已是莫大的幸运。

只要人类的文明还在延续,

杨振宁这个名字,必将在智慧的殿堂里,永远闪耀。

而我们这些曾被他的光芒照亮过的人,

能做的,便是将这颗种子,继续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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