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外的土崖下，一户阎姓人家添了个男娃，爹娘给取了个名叫“候雁”，盼着这娃能像野雁一样，熬过陕北的苦日子。
谁也没想到，这个庄稼汉的儿子，后来会改名叫阎红彦，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上将，还让毛主席在授衔时破了例：明明已经转地方当副省长，却硬是被钦点进了上将名单。
阎红彦的童年，基本上跟“福气”不沾边。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块像样的耕地都没有，9岁那年，爹娘咬牙送他去米粮山的私塾念了半年书，最后还是因为交不起束脩，不得不辍学回家。
从10岁起，他就跟着父兄下地种庄稼、烧砖瓦，后来又去镇上地主家打短工。那地主是当地有名的“炮头”，待人苛刻，阎红彦不仅要干最重的活，还常挨打骂。
有一回，他因为累得直不起腰，被主家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寒冬腊月里冻得浑身打颤，那一刻他心里憋着股劲：这日子不能再这么过了。
1924年，陕北军阀井岳秀的部队在安定招兵，15岁的阎红彦听说当兵能管饱饭，没跟家里多商量就报了名。
他被分到石谦团李象九的连队，先当号兵，后来成了李象九的勤务兵。那会儿的李象九已经悄悄入了党，连里还有个叫谢子长的连长，也是共产党员。这两人没把阎红彦当普通勤务兵看，常跟他聊“穷人为什么受穷”“怎么才能让庄户人过上好日子”。
阎红彦虽然没多少文化，却听得入心，原来这世上还有人在为像自己一样的穷苦人奔忙，这比单纯混口饭吃有奔头多了。
1925年，在李象九的介绍下，16岁的阎红彦攥着拳头宣了誓，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1927年的陕北，空气里满是紧张的味道。冯玉祥在西北军搞“清党”，同情革命的旅长石谦被井岳秀杀害，李象九、谢子长知道，不能再等了。10月12日夜里，清涧县城里枪声四起，阎红彦跟着队伍发动了起义。
这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他带着一队人直冲县衙，亲手把县长张反之揪了出来，还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起义队伍一路南下，占领宜川时已经发展到900多人，李象九成了第11旅旅长，阎红彦也当上了旅部警卫排长。
可好景不长，国民党军很快围了上来，近千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二百人突围，阎红彦不得不逃到山西绛州，后来又因为拦截杨虎城部的烟土被盯上，只能又潜回陕北，在清涧一带偷偷组织游击队。
那会儿的游击队，说是“队”，其实就是几个人、几条枪，连顿饱饭都吃不上。阎红彦带着人在山里钻来钻去，打土豪、分粮食，却也常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
1931年2月，组织派他东渡黄河去山西，跟吴岱峰、拓克宽等人一起建红军游击队。他们在孝义县娄底村（现西泉村）成立了晋西游击大队，拓克宽当大队长，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
这支部队在吕梁山区打得风生水起，可到了夏末，山西省主席徐永昌派大军围剿，队伍被困在老鸦掌的狭小山林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阎红彦跟大伙儿说：“与其在这儿等死，不如往西闯，回陕北去！”
9月3日，他们借着夜色渡过黄河，到陕北后，阎红彦被大伙推为大队长。
在陕北的日子，阎红彦成了当地人口中的“传奇”。
他带着游击队打平桥、袭瓦窑堡，专挑地主劣绅和国民党小股部队下手，还帮老百姓分田地。10月下旬，国民党高双成旅来包围，他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带着队伍绕到敌人后方，硬生生撕开一道口子突围。
11月下旬，在南梁地区，他见到了刘志丹——这位后来和谢子长并称“陕北红军双雄”的将领，两人一见如故，当即成立了新的游击队党委，谢子长任书记，阎红彦是委员。
1932年2月，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当总指挥，刘志丹当副指挥，阎红彦任第一支队支队长。那段时间，他们在渭北一带打得国民党军晕头转向，当地老百姓都叫他们“神军”。
可革命的路哪有一帆风顺的？
1932年8月，游击队政委李艮搞“左”倾整训，说阎红彦“有反革命嫌疑”，不仅撤了他的职，还差点把他当成“敌人”批斗。直到谢子长回到游击队重新任总指挥，他才恢复职务。
12月，省委要把陕甘游击队改编成红二十六军，可在“左”倾思想影响下，谢子长、阎红彦又被安上“上山主义”“逃跑主义”的罪名，给了“留党察看”处分，还被强令离开部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
1933年到1934年，阎红彦在河北、察哈尔一带辗转，还曾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里搞兵运。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他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
这趟出国，闫红彦心里其实不太乐意：前线正打仗，他不想离开战场。可命令难违，他还是去了，在国际列宁学院和红军陆大附设的共产国际研究班学军事。
1935年4月，共产国际交给了他一个艰巨任务：带着新的密电码回国，恢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那会儿中央红军已经开始长征，和共产国际的电讯早就断了，这密电码就是“救命线”。
这下阎红彦犯了难，他没学过英语，可密电码全是英文的。没办法，他只能死记硬背，把整本密电码翻来覆去背了个滚瓜烂熟，直到能一字不差地默写下来。
从莫斯科回国的路，更是凶险。他伪装成行商，背着麻袋，躲过敌人的层层关卡，从苏联到宁夏，再到北平，一路上饿了啃干粮，冷了蜷在破庙里，有好几次差点被国民党特务抓住。
等他在北平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已经到了陕北的消息，又马不停蹄往陕北赶，12月才在瓦窑堡见到毛主席。当他把背下来的密电码一字一句报给中央时，毛主席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你为革命立了大功！这桩差事，换别人怕是扛不住哟！”
1936年2月，中央让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任司令，任务是保障红一方面军东征的渡船。那会儿阎锡山把黄河两岸的船全毁了，阎红彦带着人连夜跑遍附近的村子，动员乡亲们一起去山沟里砍树造船。
短短20天时间，他们硬是造出了60艘大船，还组织乡亲们编了20万双军鞋。有个老大娘凌晨冒着雪给部队送鞋，冻得手都肿了，阎红彦看着心里发酸，又觉得浑身是劲，有老百姓支持，再难的事也能办成。
东征成功后，他又被任命为红30军军长，带着400多人的队伍牵制北线敌军，保护中央机关安全。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30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炮兵营，阎红彦任129师留守处主任，后来又改任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团长，守在延安南边，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那几年，他几乎天天泡在阵地上，跟战士们一起巡逻、站岗，烟袋锅子总是烧得通红，夜里还常去各个帐篷查岗，嗓子喊得沙哑。
有老兵回忆：“阎政委待我们像自家兄弟，有回我得了风寒，他把自己的棉袄给我披上，还亲自去炊事班给我煮姜汤。”
1939年，警备第三团、第四团和炮兵团合编为警备第一旅，阎红彦任政委兼关中军分区政委，面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他寸步不让，硬是没让敌人越过防线一步。
解放战争时期，阎红彦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来的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跟司令员陈锡联搭档。
1947年春的豫北攻势中，他带着部队主攻汤阴城，活捉了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同年6月，闫红彦跟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那会儿山里冷得早，部队缺棉衣，他就带着人去找当地的商人、资本家做工作，最后筹措到大批布匹，给每个战士都做了棉衣。
1948年的淮海战役，他又参与围歼黄维兵团，在双堆集一带打了20多天，身上多处负伤，却始终在前线指挥。
1949年2月，第三纵队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他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跟着部队渡江、解放重庆，后来又任重庆军管会主任，忙着清匪反霸、恢复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阎红彦离开了部队，去了四川工作。
1955年授衔前，他已经是四川省副省长，按规定，地方干部不能参与授衔，连李先念、张鼎丞这些老革命都主动放弃了军衔。可就在授衔名单快要定下来时，毛主席却专门找了授衔组的人：
“上将名单里，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刘志丹、谢子长都走得早，阎红彦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红军时期就在陕北干，他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啥非得有陕北红军的代表？因为陕北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刘志丹、谢子长这些创始人都牺牲了，要是授衔时连个陕北红军的代表都没有，不仅对不起牺牲的烈士，也对不起陕北的老百姓。
而阎红彦，从晋西游击大队到红30军，从保卫陕甘宁到解放大西南，每一步都跟陕北红军的历史绑在一起，资历、战功都够，人品更是没话说。
就这样，已经转地方的阎红彦，成了1955年授衔的55位上将之一，还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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