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凌晨5点的军区大院，被两声枪响惊醒。
开国中将、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将军与夫人王里岩，竟在自己的官邸，军区大院的“铜墙铁壁”内，惨遭枪杀！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周总理亲自下令火速破案。
凶手到底是谁，对方是如何潜入的？
惊天疑云
1970年12月17日凌晨，宁静的昆明军区大院内，32号首长住宅附近的几声枪响，骤然划破了沉寂。
最先确认这一灾难的是谭甫仁将军住所的工作人员。
枪声之后，住在同一楼的军区党办秘书王克学，奔上二楼，目睹了惨剧。
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谭甫仁将军倒在二楼小客厅外的走廊上，身上沾满鲜血，已经不省人事；将军夫人王里岩倒在卧室内，头部中枪。
谭甫仁，这位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荣获中将军衔的开国将领，时任中央委员、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被害职位最高的军队将领。
他的突然遇害，其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恶劣，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消息传出，举国震动。
医护人员火速赶到现场抢救，但王里岩当场牺牲，谭甫仁因腹部中弹伤势过重，虽被紧急送往昆明军区总医院，最终也于上午十二点四十分抢救无效身亡。
整个军区大院被迅速严格戒严，人员出入受到严密控制，一场追查凶手的紧急行动全面铺开。
案发现场勘察迅速展开，刑侦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关键物证，发射过子弹的手枪弹壳和弹头。
凶手使用过两支不同型号的手枪，其中一支根据现场弹壳推断，是枪杀王里岩的制式手枪，另一支则是杀害谭甫仁的国产59式军用半自动手枪。
现场还提取到了凶手留下的清晰鞋印和几枚指纹。
勘察显示，凶手并非从正门进入，而是利用32号院东墙南头紧邻养鱼池的复杂地形，翻墙入院，然后通过厨房窗户进入后院楼梯间，最终攀爬进入主楼一层卫生间，再走上二楼行凶。
这套路线显示凶手对院内环境相当熟悉。
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案情的周恩来总理，作出了严厉批示：“此案非常严重！凶犯胆敢刺杀我军高级将领，必须火速破案！”
为了最高效地侦破此案，代号为“017”的中央专案组火速成立。
这支由北京公安部核心骨干和云南省革委会、省军区领导组成的联合队伍，肩负着来自中央的巨大压力，立即投入工作。
专案组指挥部设立在案发地昆明军区大院对面的云南省交际处，紧锣密鼓地研究案情、部署侦破方案。
大规模的排查在整个昆明市乃至云南省范围内展开，重点围绕可能与谭甫仁将军有过矛盾冲突的人员，以及能接触到军用枪支的可疑对象。
可惜，调查初期就陷入了重重迷雾。
军区大院戒备森严，被称为“铜墙铁壁”，凶手如何能够在不惊动警卫的情况下潜入核心位置的行凶地点？作案路线如此精准，表明凶手绝非临时起意或随机闯入。
更令人困惑的是，专案组在梳理军区内部人员情况时，一个本应被排除在外的名字却开始浮现，王自正。
凶手的伪装
王自正，原名王志政，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一个富农家庭。
1947年，当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时，他加入了由堂兄组织的“还乡团”，参与了针对解放区基层干部的反攻倒算。
在著名的“武拐事件”中，他涉嫌枪杀了该村武委会主任武不会同志。
国民党军队败退后，王自正化名逃离家乡，凭借伪造的个人历史，他混入人民军队。
在部队初期，他伪装积极，表现进步，骗取信任，不仅入了党，还从普通战士逐步提干，直至1970年被提升为保卫科副科长。
只不过，王自正家乡的群众没有忘记他的罪行。
他们多次向云南方面发出检举信，由于王自正提供的地址是虚构的，信件一度石沉大海或退回。
但当地群众坚持不懈，最终将检举信寄给了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信件被转至昆明军区。
军区干部收到材料后高度重视，经副政委雷起云上报，并由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和谭甫仁本人批准，于1970年4月对王自正实施隔离审查，关押于西坝。
审查中，王自正承认了参与杀害武不会的事实，但在关键的开枪问题上反复抵赖，甚至提出开棺验尸的无理要求以拖延时间。
当他从侄子来信中，得知家乡强烈要求将其揪回清算时，仇恨恨彻底吞噬了他。
在他的私密日记中，清晰地记录了他扭曲的心路历程：“我不能这样死；我要死，也要杀几个人”，“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身，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牵连，我一辈子完了！能报复的，只有杀人这一条路了！”
他将矛头指向了军区主要领导人，特别是批准审查他的谭甫仁，认为杀害这位一把手“影响更大，可发泄心头之恨”。
王自正开始精心策划，尽管身处隔离状态，他却敏锐地发现了西坝“管教所”警卫工作的致命漏洞，哨兵换岗时，上一班哨兵需要去宿舍叫醒下一班，这期间哨位会出现一段时间空档。
他利用这些空档，多次成功潜出西坝，返回军区宿舍与妻子会面，并暗中观察地形、路线和人员情况。
更要命的，他利用曾担任保卫部保密员的便利，对保卫部保密室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知道保密室门锁的弱点，清楚历任秘书存放保险柜钥匙的固定抽屉，更知晓保险柜的密码沿用旧规未曾更换。
在1970年12月行凶前，他利用潜出西坝的机会，潜入保卫部办公楼，捅开保密室门锁，取出钥匙，输入密码，从容盗走了两支国产59式手枪和整整20发子弹。
这种轻易得手，暴露了保卫部门在枪支管理和安保制度上的巨大疏漏。
1970年12月17日凌晨，王自正再次利用哨兵换岗间隙潜出西坝。
他携带两支手枪，凭借对地形的熟悉，选择了最隐蔽的路线潜入32号院，从院东墙南端养鱼池处翻墙进入，避开前门哨兵视线，沿养鱼池边绕至厨房窗下，登上一把破椅，从厨房窗户翻入后院。
接着，他通过一扇未锁的门进入楼内一楼卫生间，由此上到二楼。
他直接敲响了谭甫仁夫人王里岩的房门。
当王里岩开门后，他质问谭甫仁的下落，在未得到满意回答后，向王里岩连开三枪致其死亡。
枪声惊动了住在另一房间的谭甫仁，王自正追击而至，在后院走廊向谭甫仁连开五枪，最终将其杀害。
作案后，王自正按原路逃离32号院，迅速返回西坝。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负责其专案审查的干部部科长陈汉中，意图报复。
由于不知道陈汉中的具体住址，他闯入了军区政治部干部家属院内，马苏红小朋友的房间询问。
当得知陈汉中出差在外后，他只得离开，正是这次与马苏红的偶然遭遇，为后来确认其行踪提供了关键线索。
案发后，专案组在排查中发现了他身上的诸多疑点：
他具备作案动机（对审查极度仇恨）、作案条件（熟悉环境、了解枪支保管）、作案时间（有潜出西坝的迹象），且体貌特征（身材高大、圆脸）与唯一目击者王文莹的描述吻合。
特别是当专案组试图安排马苏红秘密辨认王自正时，因组织失误，王自正与马苏红在院内意外打了个照面。
这一失误让王自正意识到自己已被锁定，当天深夜，当专案组人员进入其隔离房间准备提取指纹和鞋印时，早有戒备的王自正突然从被窝中掏出手枪拒捕。
打伤两名干部后逃跑，最终在院内厕所旁走投无路，举枪自尽。
法医验尸确认，子弹从其右下颌射入，右太阳穴穿出，他自杀所用的手枪，正是保卫部丢失的两支59式手枪之一。
王自正的自杀，虽然终结了他的生命，却留下了一连串待解的疑问，他是否还有同伙？整个作案过程中那些触目惊心的安全漏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血泪教训
王自正能够顺利实施刺杀，警卫系统的全面失守是直接原因。
32号院作为军区政委住所，理应戒备森严，但当晚的警卫形同虚设。
负责院内安全的两名哨兵在案发时竟然在睡觉，直到枪击结束、党办人员进入现场后才被叫醒。
更讽刺的是，本应贴身保护首长的警卫员表现，更为荒唐。
当凶手在后院追杀谭甫仁时，谭曾奋力敲打警卫员所住平房的门求救。
然而其中一名警卫员当时正与院内保姆发生不正当关系，误以为敲门者是来“捉奸”的，因惧怕丑行暴露，竟不敢开门，更未采取任何保护行动，眼睁睁错过了可能的营救时机。
另一位警卫人员同样因恐惧躲在屋内不敢出来，倘若警卫人员恪尽职守，惨剧很可能避免。
案发后，军区举办学习班，对包括保卫部在内的有关人员进行集中审查。
巨大的责任压力和自身在破案中的重大失误，令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精神濒临崩溃。
学习班开始仅一天后，景儒林被发现在其住所用尼龙绳自缢身亡，他的自杀，为这场由内部隐患引发的悲剧，又添沉重一笔。
1978年，经过数年深入复查，“017专案”最终结案。
结论明确指出，此案系王自正一人所为，是其绝望之下出于个人报复动机制造的恶性事件。
此案血的教训极其深刻，从32号院哨兵睡岗、警卫员玩忽职守，到西坝隔离点管理松懈、漏洞频出，再到保卫部枪支管理混乱，暴露出安全警卫制度形同虚设，岗位职责不清，执行严重不力。
谭甫仁将军的遇害，不仅是一位开国将领的陨落，更是对特定时期军队内部安全保卫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的一次惨痛警示。
其核心在于人员审查、制度执行与专业能力上的深层问题，共同导致了这起本可避免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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