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和众泽益创始人、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ESG研究中心主任王忠平，在学术期刊《公益研究》上刊发文章《中国企业基金会的现状、挑战与转型路径——基于独立性、治理能力与政策环境的分析》。
中国企业基金会的现状、挑战与转型路径
——基于独立性、治理能力与政策环境的分析
作者：王忠平、田晓莹、邹欣雨
摘要：
在我国推动共同富裕与社会治理转型背景下，企业基金会作为融合市场机制与公益属性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其资本来源与运营目标的双重复合性，导致其在实践中面临治理结构模糊、权责失衡、资源单一等结构性挑战，传统慈善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本文系统界定企业基金会的概念与特殊性，并基于资源依赖、战略慈善、组织治理等理论视角，深入剖析其发展现状与结构性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政府、行业及基金会自身多维视角提出了系统性破局策略，旨在构建权责匹配的协同治理机制，通过优化信息披露、平衡商业与公益目标，实现企业基金会资源整合效率与社会效益的双向提升。
关键词：企业基金会 现状 挑战 独立性 治理能力
PART1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精细化特征，政府财政压力与市场资源配置局限催生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需求。在此背景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效能逐渐凸显，非营利组织在弥补公共服务缺口、响应多元社会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非营利组织凭借其资源整合与需求响应能力，成为弥补公共服务缺口的重要主体。企业基金会作为融合市场机制与公益属性的社会组织形态，凭借其整合企业资源、专业化开展慈善活动的能力，已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参与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载体①。在国家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导向下，企业基金会的规模持续增长。《2024中国企业基金会观察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企业基金会已达1671家，占全国基金会总量的近18%，显示出其日益增长的社会影响力。
然而，在规模扩张的背后，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并非坦途，面临着多重结构性挑战。尽管其作为一种创新工具，旨在系统化、专业化地解决社会问题，但其特殊性，即资本来源与运营目标的双重复杂性，在实践中导致了治理结构模糊、权责失衡、资源获取渠道单一、专业人才匮乏以及项目同质化等深层困境。这些挑战严重制约了企业基金会公益效能的充分发挥及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鉴于企业基金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战略中的关键作用，深入剖析其发展困境并探寻有效破局之道，对提升其社会价值与组织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此，本文旨在达成三方面目标：首先，系统界定企业基金会的概念与特殊性；其次，深入分析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现状并识别其面临的核心困境；最后，基于困境分析，从政府、行业及基金会自身多维视角提出促进企业基金会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策略。
PART2
企业基金会的特殊性与结构性困境
(一) 企业基金会的概念界定
企业基金会作为一种独特的非营利组织形态，其概念界定涉及法律属性与运营逻辑的双重考量。我国研究者通常将其定义为：由企业家或企业发起并捐资设立，且捐资金额超过基金会原始资金50%的非营利慈善组织②。该定义强调了其资金来源的企业属性。从法律层面看，根据《慈善法》与《基金会管理条例》，企业基金会以“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为宗旨，并遵循“非分配约束原则”，即不得向出资方分配收益，这使其在法律上区别于营利性实体和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其他非营利实体。
学术界对企业基金会的定义亦有共识，LonnekeRoza③等多位学者对企业基金会的定义做出以下概括：由营利性实体设立、资助和管理的、以公益为目的的独立法人实体，没有任何直接的商业利益。
综合现有研究与法律规定，本文将企业基金会定义为：由营利性实体整合利益相关方需求及相关资源而成立，主要资金由发起方提供，以从事公益事业为宗旨与目的，与发起方没有任何直接商业利益联系的独立法人实体。这一界定强调了其“独立法人”地位、以“公益为目的”的核心宗旨，以及与发起方存在的“主要资金提供”和“无直接商业利益联系”的特殊关联。
(二) 企业基金会的特殊性
在探讨企业基金会的特殊性时，需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战略慈善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以及边界组织理论等相关理论视角，结合已有研究文献展开深入分析。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基金会因脱胎于出资企业，与发起企业之间存在相互交织的特殊关系。出资企业不仅为企业基金会提供初始资金，还会定期给企业基金会捐赠一定比例的利润；同时，企业基金会的决策层理事会成员等大多由出资企业任命，这表明出资企业在基金会的人员构成上具有重要影响力④。此外，出资企业除了为企业基金会提供资金以外，还会在技术、管理决策、人力资源等方面提供帮助。企业基金会的命名通常与企业名称有关，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的基金会就命名为万科公益基金会。这种命名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基金会与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正是由于这种高度依赖关系赋予了企业基金会更深层次的特殊性，并可能产生相互影响⑤。
首先是对发起企业行为和价值的影响。战略慈善理论认为企业慈善行为与商业发展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慈善可以通过帮助企业改善与利益相关方关系来实现战略效益。许睿谦、王超⑥认为，相比于简单、零散的直接捐赠而言，企业基金会是企业实现战略慈善目标更有效的途径⑦。相比于企业直接捐赠，企业基金会通过组织化运作的优势，能够以更加系统、专业的形式来实施慈善行为⑧。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来看，企业基金会还有助于企业获得税收优惠；为企业在市场上塑造优良的声誉，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使企业在更加和谐、宽容的环境中经营⑨；满足企业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令企业从中取得利于其经营的各项资源，促进企业健康发展⑩。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还有利于企业获得融资、促进销售等益处⑪。Smith ⑫等指出，消费者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企业的影响，企业如果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消费者也将受到利他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并会将这种影响带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树立良好的口碑，更容易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有利于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其次是受到出资企业的影响。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被视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体系，其中包含着多样化的组织形态，企业基金会作为这一网络中的一环，其行事方式和行为结果不可避免地受到多重关系的交织影响。这包括基金会与其他组织间的关系、与所处网络环境的关系，以及基金会内部成员与外部网络间的联系。因此，企业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和结果不仅受制于出资企业的意愿，还深受基金会内部理事、监事及员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左右。从企业的立场来看，设立企业基金会往往旨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及实施战略慈善计划。鉴于此，企业基金会的管理层人员往往由出资企业直接任命，且这一做法在多数基金会的章程中均有明确规定。这种做法虽未直接赋予企业法律上的决策权，但实际上却使得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基金会的决策走向。加之企业基金会在资金、人力资源及技术支持等方面对出资企业的深度依赖，即便法律上赋予其独立法人地位，出资企业仍如同“隐形股东”一般，倾向于将自身利益诉求融入基金会的发展战略之中。这种做法不仅可能削弱公益活动的效率，更在无形中侵蚀了基金会的独立性，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企业的附庸。
再次是边界组织角色。根据边界组织理论，企业基金会也被视为一种边界组织⑬。随着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多变，传统上各类组织孤立应对挑战的模式已逐渐暴露出局限性。正如Lindenberg⑭研究所揭示的那样，面对这些挑战，营利性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寻求跨越边界的合作，以实现资源的共享与优势互补。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基金会作为一种独特的边界组织应运而生，扮演着连接出资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桥梁”角色。它不仅能够汇聚各方资源、促进合作机会的转化，还能在两者之间发挥调解和协作的作用，从而助力这两类组织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最后是企业基金会拥有特殊的权力分离模式。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一种特殊形式，企业基金会也没有绝对的所有者。另外，企业基金会的运作也遵循非分配约束原则，意味着即便基金会有收益，其创办者和捐赠者也都不享有基金会的收益权。刘宏鹏⑮指出，营利性企业与非营利性组织在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四权分离(所有权、决策权、控制权、收益权)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营利性企业中，股东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形成一种闭合回路(见图1)。相比之下，在非营利组织中，正如上文所述，非营利组织没有绝对的所有者，尽管出资企业具有出资权，但他们无法获得收益权，因此四种权利的分配只能形成单项路径排列，无法闭合(见图1)。然而，大量研究发现，在企业基金会中，尽管企业不享受基金会的收益，但企业基金会不仅能够在提升出资企业的形象、声誉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⑯，还能够向出资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传递出重视他们利益的信号⑰，这些都会间接地影响出资企业的经营收益。换句话说，虽然企业基金会的运作不会赋予出资企业直接收益权，但正是因为能够带给企业利益的这些无形回报的存在，为出资企业提供了潜在的收益权。所以，陈钢和李维安认为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使得企业基金会与营利性企业所有权、决策权、控制权和收益权四种权益的闭合回路，以及其他类型非营利组织纯粹的“四权分离”单向路径模式均不同，表现为一种单向路径与潜在的闭合回路共存模式(见图1)。
图1 企业基金会与企业和其他非营利组织的不同模式对比
(三) 企业基金会的发展现状
据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披露的消息，截至2022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企业数量为5282.6万户。而与之相对的是，企业基金会的数量仅为1850家，仅有0.004%的企业成立了基金会，企业基金会数量整体偏少。同时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影响，制约了企业基金会的规模化发展，不利于企业基金会更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提供的相关数据，我们对中国企业基金会进行了数据分析，并得出以下主要发现。
企业基金会平稳增长凸显发展韧性。进入“十四五”阶段后，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重心发生了变化，由重“量”转向了重“质”。2022年，我国社会组织首次出现-1.18%的增长情况，增长速度显著下降。根据《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截至2023年底，我国社会组织总量为88.2万个，较上一年下降1.1%，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与之相对的是，企业基金会仍旧维持了一定的正向增长，但明显增长趋势也在放缓，2023年涨幅仅为3.4%。
图2 2014—2023年末企业基金会总量
图3 2014—2023年当年新成立企业基金会数量
民企成为企业基金会的重要发起力量。近年来，我国民营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民营企业成为企业基金会的重要发起方。截至2022年12月31日，在1850家企业基金会中，民营企业设立的基金会达到了1392家，占比75.2%。国企次之，以94家的数量占比5%。而外资企业基金会的数量仅有17家，占比0.9%。
图4 不同类型企业基金会数量及占比
企业基金会区域分布呈现不均衡特性。广东、北京、浙江、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基金会具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其中，广东地区的企业基金会数量最多，达到了392家，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北京的企业基金会数量也达到了265家。而青海和新疆两省的企业基金会数量最少，均只有2家，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
图5 2022年各省企业基金会数量分布
企业基金会人员规模较小，全职员工平均仅有3.2人。截至2021年12月31日，根据1225家披露了相关信息的企业基金会统计情况，全职员工平均人数为3.2人，基本与全国6021家基金会3.7人的平均水平持平。
企业基金会治理层及全职员工的平均年龄普遍偏大。截至2021年12月31日，根据现有披露数据，企业基金会理事的平均年龄为50岁，企业基金会秘书长的平均年龄为46.9岁，企业基金会全职员工的平均年龄为41.6岁，整体年龄都偏大。
图6 企业基金会与全国基金会的理事年龄分布情况
图7 企业基金会与全国基金会的秘书长年龄分布情况
图8 企业基金会与全国基金会全职员工的年龄分布情况
企业基金会全职员工年平均工资高于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人员工资情况来看，2021年企业基金会全职人员年人均工资为2.1万元，其中1020家企业基金会在年报中填报的年人均工资为“0”，剔除这部分企业基金会，剩余企业基金会全职人员的年人均工资为7.7万元。对比2021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62884元的年平均工资，企业基金会全职人员的工资水平稍高。
教育、乡村振兴、公共服务是企业基金会投入最大的三个领域。2021年，企业基金会在十个领域开展了7871个公益项目。其中项目数量最多、支出金额最大的领域为教育，项目数量占比31%，支出金额占比24%；乡村振兴以28%的项目数量占比和19%的支出金额占比紧随其后，位居第二；公共服务排名第三，项目数量占比16%，支出金额占比17%。
图9 2021年企业基金会各领域项目数量及支出金额占比
63.1%的企业基金会原始注册资金在200万元，资金规模整体不大。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全国1850家企业基金会原始资产规模总量为110.81亿元，平均值为598.99万元。其中：原始注册资金在200万及以下的企业基金会有1168家，占比63.1%。
图10 企业基金会注册规模分布及占比情况
企业基金会2021年度总收入出现十年来首次负增长。2012年—2020年，企业基金会的年度总收入始终成增长态势。2021年，1467家企业基金会年度总收入为215.8亿元，是十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图11 2013—2021年企业基金会年度总收入增长率
企业基金会评级情况不佳，3A及以上评级不满半数。根据企业基金会在2021年年报中自行填报的数据，共计871家企业基金会披露了等级评定的情况，其中：57家企业基金会获评5A，占比6.5%；134家企业基金会为4A，占比15.4%；237家企业基金会达到3A，占比27.2%；3A以下企业基金会31家，占比3.6%；未参评412家，占比47.3%。
基于以上发展现状分析，并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与边界组织理论，企业基金会的现状可归纳为以下特征：
第一，数量增长与质量滞后的矛盾。截至2023年底，中国企业基金会数量达1671家，占全国基金会总量的18%，且近十年保持年均3.4%的增长率(见图2)。然而，规模扩张背后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是区域集聚效应。广东(392家)、北京(265家)等经济发达地区占据总量近40%(见图5)，反映企业资源分布与地方经济水平的强相关性。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基金会的设立高度依赖母公司的资金与技术输入，而发达地区企业更具备资源供给能力，导致区域分布高度不均衡。另一方面是头部效应显著。净资产超过800万元的大型基金会仅占15.5%，却控制较重比例行业总资产(见图10)，中小型基金会面临资源匮乏与生存压力。边界组织理论揭示，大型基金会凭借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够跨越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边界，形成规模化公益网络；而中小型基金会因资源有限，难以突破本地化服务瓶颈。
第二，人员结构折射行业吸引力不足。企业基金会全职员工平均年龄41.6岁，且平均规模仅3.2人(见图6—8)。这一现象可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解释。一方面，职业化程度低：基金会管理层多由企业退休高管兼任(占比超60%)，年轻专业人才流失严重，导致决策保守与创新乏力。另一方面，薪酬激励缺位：55.7%的全职人员工资由企业直接支付，削弱基金会独立人事权，加剧对企业的依附性。
第三，领域集中与创新不足的路径依赖。2021年，教育(31%)、乡村振兴(28%)、公共服务(16%)三大领域占据75%的项目支出(见图9)，而环境、文化等领域投入不足5%。根据战略慈善理论，企业倾向于选择与自身业务关联度高、社会关注度强的领域，以最大化声誉收益。然而，过度集中导致同质化竞争，抑制行业整体创新潜力。
*本文第二部分：企业基金会面临的结构困境、中国企业基金会的发展策略、结论与展望，将持续发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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