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2日，感恩节。
著名艺术家韩美林邀请11位中央美术学院的老教授，来家中一聚。
其中，年龄最小的81岁，还比韩美林小一岁，最大的已有99岁，是韩美林的恩师周令钊。
聚会上讲起青葱岁月的记忆，82岁的韩美林突然情难自已，扑通跪下，给周令钊连磕三个响头。
他还将自己曾获得的奖牌，挂在周令钊脖子上，“周老师，这些荣誉都是属于您的！”
（82岁韩美林跪谢99岁恩师周令钊）
韩美林不止一次说过，周令钊影响了他一辈子，这也不是他第一次给周令钊下跪。
他与周令钊的师生情，还得追溯到1955年，19岁的韩美林刚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在考上央美之前，他只上过三个月初中，他知道人不可一步登天，所以他当时本准备先试水央美附中，之后再冲刺中央美院。
结果，中央美术学院教务长庞薰琹看到韩美林的作品，让他别浪费时间，直接报考中央美院，“这么好的苗子别错过了。”
周令钊当时就是他的班主任，也是水墨课老师。
师生俩的入学之路，说来有些异曲同工之处，周令钊的初中也是空白的，小学毕业后他跳过初中，直接考华中美专。
在韩美林即将出生，16岁的周令钊参加了武昌艺专的补考。
刚画完一幅头像写生，前来巡视的唐校长瞄了一眼，说不用再考了，当场录取了他。
（前排右三是17岁周令钊、左一是校长唐义精）
在韩美林考上中央美院的年纪，周令钊已经参加了著名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的绘制。
这是是抗战以来第一幅大画，长50米，高10米，因为大，创作难度也更大。
当时，19岁的周令钊每天要被悬在半空中，耍杂技似的攀着木梯子作画，一手拿颜料盘，一手画。
画完这处，就要荡着梯子去另一处，没做任何安全措施，玩的就是心跳。
站在脚手架的同时，中途尚能上下走动，喝口水上个厕所，周令钊不能，一挂就是一整天。
8月的武汉简直要把人的真身晒出来，周令钊一口水没喝，顶着烈日洗澡，不远处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像在给他作画配乐，他越画越起劲。
周令钊没有惧怕这场烈日的炙烤，墙壁上的数十万民众也不怕。
烈日似乎又为他们手上的火炬添了把火，冼星海唱着《太行山上》，与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交相辉映，合力粉碎了炮火声、爆炸声。
可惜的是，这幅波澜壮阔的画，最后只保存了一个月。
一个月后，日寇攻占武汉，黄鹤楼下的这幅画也在硝烟中化为乌有，敌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这幅画全部销毁。
画难毁，人更难摧毁，中国人的精神更是坚不可摧。
与当时许多画家选择一样，从那之后周令钊也踏上了作画宣传抗日的路。
参加抗敌画会，为焦菊隐导演的进步剧目画海报、设计舞美，还加入了叶浅予、张乐平的“漫画宣传队”，他负责舞美和广告设计，还去滇缅慰问中国远征军。
能者多劳，这句话在周令钊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1949年，距离开国大典还有20天，周令钊被委以重任，负责天安门广场上的主席画像。
当时，周令钊刚结婚三个月，婚礼还是在徐悲鸿的家里举行的。
徐悲鸿不仅出场地，自己担任证婚人，还亲手创作《双马图》祝福二位新人。
接到任务，周令钊连忙带着新婚妻子陈若菊一同上场，他们俩每天自带馒头咸菜，拎着暖水壶上去天安门，早上出发，披星戴月下来。
终于赶在开国大典前完成了，结果第二天就要大典，大半夜周令钊又被喊起来了。
领导觉得，画像底下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不加更好，到时候挂上去，距离远又看不见，远看蚂蚁般大小，反而不太庄重肃穆。
当时，周令钊住在五老胡同，再次披星戴月爬上天安门，又再次趴在梯子上，在天安门半空中摇摇晃晃忙活。
梯子很软，城门洞又是镂空的，稍有不慎，周令钊很容易踩空，危险系数比他19岁黄鹤楼作画还高。
但他的心很热，热到可以让他忘记脚下的危险，“我们都很兴奋，非常愿意为一个新的中国去做事情。”
等他把那五个大字遮掩妥帖，天都亮透了。
他当时一夜没合眼，就站在广场东侧，听着那一声嘹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响起，礼炮冲天响，国旗迎风抖落百年尘埃，周令钊的泪突然砸在衣襟上。
明明他才30岁，可当时他流下的泪，却是衰老的，也是，这一颗颗承载着无数年轻烈士生命的眼泪，又怎么可能不衰老呢？
开国大典刚过，周令钊再次收到任务，与张仃、张光宇，和梁思成带领的清华大学小组一起，设计国徽。
国徽原本的版本，上面只有一颗星，是周令钊提出，最好与国旗的五颗星保持一致。
国徽过后，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的设计工作，又落到了周令钊头上。
这份工作必须保密，周令钊连妻子都不能告诉，刚接到任务不久，他就被秘密送进印钞厂，一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
有时候，周令钊甚至把这少得可怜的一次回家机会，用去逛故宫、颐和园，到处寻找人民币设计灵感。
当时受限于印钞设备，在设计第二套时，还得交由苏联去印制。
但对方处处设防，周令钊一行人过去，连他们的车间都进不去，印刷出了问题，中间沟通都够扯皮个把回了。
从第三套开始，国家干脆把印刷权拿了回来，面值设计、印刷等环节，从头到尾都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人民币的设计，对无数国人来说至关重要，但这，只是周令钊众多惊艳之举中的一项。
1958年，周令钊在人民大会堂穹顶设计的点睛之见，让当时还是学生的韩美林大开眼界。
那时，人民大会堂建设开工，但吊灯承重的问题成了重中之重，周总理为此组织了“诸葛亮会”，召集大家一同商量。
结果，谁能想到，人还没到齐，问题立马就解决了……
当时，周令钊和学生先到，韩美林也是其中一员，他回忆，周令钊老师只问了周总理一个问题：今天要开什么会？
周总理刚说完，周令钊就有想法了，提笔就在纸的中间画了颗五角星，以其为圆心层层向外辐射，瞬间勾勒出穹顶的脉络。
周总理拿过来看了看，就把这张纸揣兜里，大手一挥说，“可以了，告诉他们不用来了，散会！”
其他还没到场的“诸葛们”，懵逼地来，又懵逼地回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亲眼目睹全过程的韩美林，就暗下决心，以后也要成为像周令钊老师一样厉害的人。
“也正是这个想法，让我在日后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故时能够坚持、再坚持！”
而周令钊的厉害，远超常人难以想象的境界。
据不完全统计，周令钊建国以来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设计、开国三大勋章设计、共青团团旗设计、少先队队旗设计、第二、三、四套人民币设计、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的群众游行大军形象设计、国家邮票的设计......
也难怪女儿周容说，儿时父亲留给她的，永远是忙碌的背影，只有他的祖国和学生能看见他的正面，“他太忙太忙了。”
周令钊被誉为“国家形象设计师”，相当于门面担当。
但实在太多了，很少人能知道他全部成就，连他的女儿周容，都只能知其七八，甚至周令钊自己，也没法参透所有。
周容说：“父亲到底设计创作过多少艺术作品，他自己都没有概念，也从来没有统计过，以至于只有再见时才能想起。”
她曾经跟父亲一起在长沙街头走着，突然周令钊指了路边商铺招牌的“中茶”标志，说那是他的设计。
周容吓了一跳，她当时已是清华美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系的教授，上课多次拿着这个标识作为范本，但她从未想过，这可能是父亲的杰作。
黄永玉曾说：“他（周令钊）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了。”
而周令钊不语，始终如一座沉默的山峰，藏起自己的锋芒，甘愿为日月星辰作陪，静立于时代的光晕里。
他很抗拒别人称他为“艺术家”，什么大师、泰斗，这种帽子他更是敬而远之，他始终坚持自己只是教员、是老师，仅此而已。
2011年，周令钊默默地将自己60多年80幅作品捐献给中国美术馆。
这一年，周令钊生平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展，92岁的他，豪情壮志道，“我才92岁，来日方长！”
他谦虚地说：
“国家、人民养育了我的一生，草木也会成为有用之才，在我这棵树上的年轮，有过曲折，有过艰辛，好在有坚强的生命力。
身处盛世，国家昌盛，人民幸福，我还要为美化国家，美化人民生活，继续工作。”
从19岁开始，到104岁结束，周令钊这条为国家奉献自我的路，走了85年。
对于父亲的长寿，女儿周容透露，这可能与他的作息习惯有很大关系。
周令钊95岁之前，每晚不到十点就睡了，后来脑缺血，八点就已经在床上了，每天还能写写大字。
不良习惯一概不碰，不抽烟不喝酒，但茶是一定要喝的，偶尔听听音乐，出趟小远门。
除了这些，周容还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父亲从不怨怼人生。
她跟在父亲身边，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
“要想过幸福的生活，自己要作出贡献才行，自己要努力才行。要高高兴兴的工作，不怨天尤人，你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不向境遇低头，也不对命运蹙眉，怨天者无志，怨人者心穷。
勿以有限的身体，去供养无尽的愁苦，知足常乐，尽人事听天命。
如此，便是幸福最本真的模样。
参考资料：
1、中国艺术报｜中国艺术设计大师周令钊去世，享年104岁
2、韩美林艺术基金会｜韩美林：痛失恩师周令钊
3、韩美林艺术基金会｜韩美林今天携四代学生，动情感恩百岁老师周令钊
4、韩美林｜我为什么跪谢恩师周令钊
5、湖北美术学院｜周令钊：回想武昌怀念艺专
6、曾庆龙｜近读大家周令钊
7、蒋爱勇｜悼念周先生：写在周令钊先生百年寿辰的回忆录
8、湖南省圆点美术馆｜圆点专访——周令钊老先生的女儿周容：父亲的长寿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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