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1年12月25日晚上，香港赤柱半岛的圣士提反医院院子里，灯光昏暗。
一个日本兵提着刺刀走进病房，外面还有人在喊叫。
护士戈登刚换完绷带，正准备喝口水缓口气，没想到门被踹开了。
几分钟后，整座医院陷入了惨叫、哭喊和枪声的混乱中。
那晚，医院里七十多名伤员和医护人员没能活下来。
尸体被拖出堆在后院，很多人都认不出脸了。
那是香港“黑色圣诞节”的一幕，没人想到，战争会残酷到这种程度。
说起来，这场18天的攻陷战，其实从头到尾都像一场早有预谋的清算。
那年7月2日，日本政府把“攻占香港”列为既定国策。
英国虽然早有防备，但手上能调动的兵力太少，大部分守军都是加拿大和印度的志愿兵，还有本地华人警察。12月8日，日军正式越过边界，一路打到大埔、沙田，再到九龙，几乎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到了25日，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
香港沦陷了，三年零八个月。
那时候，香港大约还有200万人。
可三年后，只剩下60多万。
人不是都逃了，是死的死，走的走，被赶的赶，或是再也没能回来。
当时九龙一带已经断水断电好几天了，街上甚至有人开始吃树皮。
日军说会解决问题，百姓信了，结果一场“维稳”清场下来，几百人当场被扫射。
陈修和当时就在场，他说那天尖沙咀火车站门口的树上，全是挂着的尸体，有些已经发黑。
那画面，几十年都挥不掉。
慰安所的事，也是在那段时间逐渐浮出水面的。
湾仔那边，日军找上养和医院院长李叔芬，说要他帮忙“筹集”五百名女子——理由是“为了解决军纪问题”。
李叔芬没答应，说自己无能为力，军官只是笑了笑，转身就走了。
几天后，湾仔出现了一个“慰安区”，里面是按日式风格装修的娼馆，到处挂着日本国旗。
很多女孩是被街头抓来的，有的只是去买米，有的甚至还在读书。
当年在西环街头，有个女孩为躲巡逻的军人，把自己头发剪得乱七八糟，还故意把脸抹黑。
她说：“只要他们看不出我长什么样，也许就不会选我。”可她还是没能逃过。
圣士提反医院那几天发生了什么，事后有不少记录。24日到26日，日军控制了医院，开始屠杀伤员和医护人员。
护士西门思、戈登，还有四位中国护士都在名单里。
目击者说，几名护士是被轮奸致死，尸体被剁碎，甚至有的被塞进麻袋扔进海里。
当时英军的战俘被集中关押在浅水湾、鲤鱼门这些地方。
一间小屋里塞了几十人，连坐都坐不下。
有个加拿大士兵说，日军每天拉两三个出去“审讯”，回来的人几乎没有。
有的被割耳朵，有的被挖眼睛，还有人在路边被发现时，连指甲都没了。
有个细节让人至今不寒而栗。1941年12月29日，泥涌坳发生一次处决。
五十多名战俘被带到山坡上，日军让他们排队跪下，一个个砍头。
旁边一名军官坐在石头上抽烟，还在笑。
日军也不是只杀军人。22日下午，鲤鱼门那边，48名平民被拉去集体处决。
其中有孕妇，还有十几岁的女孩。
尸体被丢在山沟里，直到几个月后才有人敢去收。
这还不是最隐蔽的。
日军后来推行“返乡政策”，表面上说是“人道安排”，其实是人口清洗。
很多人被送上船，说是去海南，但到了公海就被扔下去。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在这条航线上。
只知道，那段时间香港每天都有“失踪人口”。
那会儿的香港，街上全是瓦砾，房子烧了一半，路上能看到狗啃过的尸体。
很多人开始用尸体做燃料取暖，也有人在屋顶上种菜求生。
说白了，活着就已经是种幸运。
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
英军重返香港，重新接管政务。
但那些被辱的妇女，很少有人再提起。
她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沉默，有人终身未嫁，有人离开香港，再也没回来。
1960年代，有记者在深水埗一带采访时，遇到一位老太太。
她说自己年轻时在湾仔某茶楼做工，1942年被抓进慰安所。
她唯一带走的东西，是一双绣花鞋。
她说：“那年我十七岁，后来再也没穿过红衣服。”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她的名字。
李炳南，《香港抗战纪实》，三联书店，1995年
陈耀南，《香港日治时期史略》，中华书局，2003年
鲍国宝，《圣士提反医院事件调查报告》，香港大学历史系档案馆，1946年
中华民国战犯审判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酒井隆案》，1948年
郑宏泰，《香港历史散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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