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母所生兄弟3人，他还有两个弟弟周恩溥和周恩寿，今天帝哥想说说周恩寿的故事。
周恩寿出生于1904年，他在1921年考入南开中学，在这所新型学校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他很快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冬，周恩寿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1月，经党组织决定，周恩寿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并于同年6月毕业。
不久以后，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周恩寿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北伐军攻打武昌城时，周恩寿随攻城部队在火线上采访，不幸右脚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他在伤愈后改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并继续参加北伐宣传的筹备工作。就在这期间，周恩寿因为年纪轻，仅为了一件生活小事就短暂离开了队伍，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批评了他。年轻的周恩寿又害怕又爱面子，内心很痛苦。
几十年后，当周恩来回忆起此事时，感叹道：“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
1928年初，周恩寿受组织派遣，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由于对上一次挫折仍陈见在心，他便向周恩来提出自己读书太少，想离开革命队伍去念点书。周恩来虽然百般劝阻，最终周恩寿还是离开了革命队伍，也自行脱离了共产党。
此后周恩寿先后在哈尔滨、太原、天津等地谋差做事，曾任哈尔滨税捐局课员、松江绥化税务局课长等职。周恩寿在哈尔滨做事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哈尔滨电业局工作的王士琴，他俩于1936年结婚。
1949年4月，北平解放后不久，周恩寿和王士琴来到北平看望周恩来。这是王士琴第一次见周恩来，她表现得很拘束，周恩来却很随和地问她：“你是哪里人？”
王士琴不好意思地说：“我的家乡不太好，我是哈尔滨人，是东北的。”（因为东北很长一段时间在日本的人统治之下，有一部分北平人对东北的印象不太好。）
周恩来听后却说：“我就喜欢东北，因为我就是吃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长大的。”这句话使王士琴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
周恩寿在谈话时表示希望能继续为革命做些工作，周恩来听后严肃地说：“我看你应该先去上‘华大’（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才能为人民工作。”
此后周恩寿在“华大”了学习一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局当科长，此后历任华北钢铁局工务处副管理师、重工业部钢铁局供销处秘书等职。这些岗位的薪金都不高，周恩寿又有好几个孩子要养，周恩来便让他把大女儿周秉德留在自己身边抚养。1959年，周恩寿因身患胃病，组织上把他调到内务部任专员。
1963年春节，周恩来召集一部分亲属去西花厅，利用春节聚会的机会教育亲属和晚辈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过好“五关”。周恩来专门对周恩帮说：“同宇（周恩寿字同宇），你多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又快到退休年龄了，就退休吧！不要让别人说，周恩来的弟弟长期病假，快到年龄为啥不退休？你退休后能把几个孩子教育好，这就是你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周恩寿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在这年6月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
退休后的周恩寿除了辅导孩子们的功课外，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经常与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聚会聊天，有人称他们的聚会是“神仙会”。
1966年“运动”爆发后，江青为了整倒周恩来，想方设法地找材料，最终“挖”到了周恩寿身上，她无中生有地说周恩寿是个“刘少奇黑线上的人物”，并把“神仙会”诬蔑为“反革命聚餐会”。周恩来很清楚江青的险恶用心，他在不得已之下，在1968年2月命令北京卫戍区将周恩寿“拘捕审查”。周恩寿一直被关了7年多，直到1975年4月才被释放回家。
周恩寿出狱后，对周秉德说：“我知道他们整我是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没有错，你的伯父更没有错！”
1979年，中央组织部对周恩寿一案进行了复查，最终撤销了专案组强加在他身上的的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彻底平反。此后周恩寿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委员，1985年初，他又被落实政策，将退休改为离休，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1982年，周恩寿夫妇带着孩子们去西花厅看望邓颖超。邓颖超在和孩子们聊天时说：“你们伯伯当时对同宇问题的处理，我都不清楚内情，直到最近我才弄明白，是因为‘四人帮’发难。伯伯把同宇交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是他采取的保护干部的一种措施。如果让同宇落在‘红卫兵’或‘四人帮’手里，那他就不会有今天，可能就死无对证了。”
1985年5月13日，周恩寿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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