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6日深夜，中南海怀仁堂的灯仍亮着。秘书递过一叠材料，邓小平放下钢笔，忽然问道：“荣毅仁他们现在都在北京吧？”这一句旁人未必听出深意，却是他数日来反复盘算的关键——如果要让沉闷的经济重新喘气，得从这些历经风浪的实业家身上打开突破口。
转眼进入1979年1月，北京城仍旧冷得厉害。17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用起了铜火锅。羊肉一片片涮下去，热气升腾，也烘托出一种罕见的松弛感。受邀的五位老人——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周叔弢、古耕虞——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半个钟头到场。他们彼此熟识，却少有机会同桌。听说主人是邓小平，谁都不敢怠慢。
邓小平走进厅内，第一句话并非寒暄，而是干脆一句：“各位老同志，三中全会刚落幕，咱们得商量下一步。”称呼用“老同志”，立刻让五人放下了多年积压的隔阂。荣毅仁后来回忆，这三个字“像一盆热汤面，先暖了心口”。
气氛被迅速点燃的原因不止是礼遇，更在于机遇。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可是资金与经验从哪儿来？摆在邓小平案头的数据刺眼：当年国家预算内可自由调度的资金还不到200亿元人民币，而要启动沿海数十个基建项目，仅外汇缺口就超过20亿美元。此刻，他必须找到第一管“活血”。
五位老人各有背景。胡厥文在1930年代就为前线铸造炮弹；古耕虞靠猪鬃买卖闯荡欧洲，被称作“绅士中的商人”；周叔弢一手拉开中国第一条旋窑水泥生产线；胡子昂在四川创办华西系列工厂；荣毅仁更被毛泽东点名“红色资本家”。换句话说，市场嗅觉与国际人脉，他们都有。
“国家摊子铺得大，轻重缓急得分清。”邓小平吸了口烟，吐出一句，“要搞得快，但不能乱，要借外力，更要用好自己的人。”胡厥文耳背，秘书在旁低声转述，他用手掌拍着桌沿回应，说的话只有邓小平听得最清楚——“外资好请，关键是国内要先松绑。”
老人在说“松绑”，邓小平在说“活血”，两句话击中了同一根神经：制度要改，钱要流动，人要敢干。于是他继续抛出观点：“可以合营，可以补偿贸易，也可以让华侨带头。只要有利于建设，统统放手试。”
周叔弢注意到另一个难题：“政策落实不彻底，信任起不来，谁敢真金白银投？”邓小平点头，反问一句：“那就从你们先试行，行不行？”这句话把难题又推到五老面前，却也等于给了最硬的背书。
桌上的涮羊肉渐渐见底，议题却越聊越细。旅游能否成创汇拳头？轻工出口怎样加速？荣毅仁顺势提出：如果有一家机构能不受条条框框约束，直接对接国际资本，效率会高得多。邓小平当场拍板：“你来干，中信公司就这么定。”
这就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雏形。邓小平附加一条“特权”：“合同你自己审，成败自负，出了问题我担着。”古耕虞忍不住笑，说道：“这么大的口子一开，咱们就没退路了。”众人跟着笑，笑声里却听得出一种久违的轻松。
火锅宴结束已是下午两点。福建厅外寒风呼啸，厅内茶香未散。邓小平站起身，用手指点着桌面说：“今天只算开头，下一步要看各位的行动。”他说完这句，先行离开，留下五位老人交换联系方式。没有正式的决议，没有冗长的文件，却在不经意间敲定了影响深远的布局。
随后几个月，胡子昂回到重庆老厂，重新调度设备，准备生产出口型电机；古耕虞飞赴香港，联络在欧洲的老客户；胡厥文与民建同仁走访江浙，请老厂长出山；周叔弢向国家建材局递交水泥扩产方案；荣毅仁则忙着为中信起草章程。五条路线，各自开花。
1979年底，第一批外汇贷款经中信落地广东汕头，用于轻纺设备更新。不到三年，汕头轻纺出口翻了五倍。外界只看见数字飙升，却未必知道那顿火锅宴上五双筷子的碰撞声。
当然，风险也随之而来。外债压力、价格倒挂、人才短缺，一个个难题冒头。邓小平对此并不遮掩，他向中央多次强调：先干起来，把路趟出来，再总结经验。说白了，允许犯错，但不能观望。
老人的干劲远超外界想象。1983年，胡厥文已年过七旬，仍坚持每月下厂检查。有人劝他多休息，他挥手拒绝：“浪费一天，就要赔一车订单。”同年，中信引进的第一条彩显管生产线正式投产，点亮了中国电视普及的关键一环。
数字最有说服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国个体工商户只有14万户；到1985年，这个数字突破300万。旅游外汇收入从1979年的2亿美元增至1984年的20亿美元。看似天翻地覆，其实底层逻辑很朴素：政策松了、资金活了、人心稳了。
有人问荣毅仁，火锅宴到底谈成了什么秘密协议？他摆摆手：“没有协议，只有共识——国家要发展，我们谁也别做旁观者。”一句话，道出那一代人的豪气与担当。
回到开头那个深夜，中南海的灯早已熄灭。资料记载，邓小平在当天的工作日志里只留下一行字：“与五老商经济事宜，可行。”无人能料到，这寥寥七字，后来催生了一个面向世界的中国市场。
那顿火锅，汤底早已冷却，可其中蕴藏的勇气与开放，依旧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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