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在坐了近五年监狱后获释，这位年近花甲的革命家站在监狱门口，眼前的中国与他当年叱咤风云时已截然不同。
国共两党为抵抗日本侵略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而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已在延安建立起一片崭新的天地。
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通过友人罗汉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取得联系，表达了自己想去延安工作的意愿，对此毛主席提出了三个条件，陈独秀听后只同意两个，最后一个坚决拒绝。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前后局势危急，陈独秀领导乏术其右倾错误引发党内同志强烈反对，至7月中旬，他辞去职务悄然隐居。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渐趋悲观，他判定红军与土地革命皆无前景。
1929年，他联合国际托洛斯基派，于党内另行组建取消派组织，背离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面对“分裂党”行径，中央果断开除陈独秀党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很快便证实其政治主张谬误百出，而他所组织的团体也迅速分崩离析。
陈独秀与毛主席的关系也经历了从师生到同志再到分歧的过程，1918年，还是一个普通学生的毛主席在北大见到了陈独秀，头一次见到陈独秀的主席非常兴奋。
但随着革命发展，两人在革命道路上产生了严重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毛主席和陈独秀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态度过分理想化，他认为可以通过妥协和让步来争取发展的机会，但是毛主席认为，越是这样艰难黑暗的时刻，我们越不能妥协。
用毛主席后来的话讲：“枪杆子里头出政权”，让步和自杀无异。
当陈独秀表达想回延安的意愿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深入研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共同商讨了此事，最后由毛泽东和张闻天共同签署了对陈独秀的指示。
党中央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
一是陈独秀必须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理论和行动，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二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是在实际行动中表示拥护的诚意。
这些条件看似简单，但对陈独秀来说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尤其是第一条，要他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触及了他的原则底线。
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这些条件并非故意刁难，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思想，特别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
毛主席后来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面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条件，陈独秀做出了最终回应——他拒绝接受。
陈独秀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他表示第二点和第三点可以答应，但第一条他却不能接受，他并不认为自己过去的探索是完全错误的。
陈独秀的拒绝反映了他倔强的个性，曾经被捕入狱的陈独秀有幸得到友人章士钊的辩护，没想到在法庭上，陈独秀因为不满章士钊的辩护词，当庭声明：
“章律师之辩护，全是个人之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正是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让陈独秀最终无法接受党的条件。
1938年时，周总理又到江津去探望陈独秀，再次请他前往延安，这一次，陈独秀却更加坚定地拒绝了。
他说了一段悲凉的话：“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了你和润之，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毛主席对陈独秀的历史贡献曾给予高度评价，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主席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
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又一次评价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毛主席还指出：“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
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但毛主席也客观指出了陈独秀的不足，他说：“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于俄国曾出色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与之不同，甚至有过颇为不当之言论，然而，他缔造了党，为革命事业立下功勋，其贡献不容磨灭。
陈独秀晚年在江津度过，生活清贫，他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陈独秀文稿
1942年，陈独秀病逝于江津，他的死讯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波澜，因为沉沦在战火中的人们已经自顾不暇。
这位创造了党的革命家，最终没能回到自己亲手缔造的党组织，他的骨灰被运回安庆老家，仅立了一块写着“陈公仲甫字独秀”的简单石碑。
参考资料：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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