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陶渊明的明亮感|孟浩然|张炜(作家)|归去来兮辞|王维|陶渊明

第四讲：农事与健康（一）

农事与健康

陶渊明前后娶了两个妻子，共育五子。他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了诗文，在这些文字中，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父子之情表达得十分充分。这五个孩子给陶渊明增添了许多乐趣，极大地安慰了他：“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命子》）“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止酒》）“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责子》）

从这里我们会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暖，全部世俗生活所享有的这一部分对他来说没有缺失，真是幸运。我们不禁想到，陶渊明忙于农事，同时还要抚养五个孩子，这种忙碌既耗费了许多精力，又让他感到充实。有了这样的忙碌，才更像一个打理园子的人。

那些膏粱厚味的士族大户常常有少子和无子的苦恼，而辛劳的陶渊明却有五个孩子。这些孩子既可以是田里的好帮手，又成为诗人精神上的一大慰藉。他为这五个孩子的未来忧虑，写下了《与子俨等疏》，对他们细细叮嘱。这五个孩子在后人的文字记载中没有出现，大半可能没有什么功名。更细致的情况我们难以知晓，时间过去了这么久，我们也只能从诗人自己的文字里了解他们的信息。

陶渊明的家庭生活越发像一个依赖土地的农民，如果属于人丁稀薄之家，反而不够典型。拖家带口，才更像一个农耕者。“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责子》）“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十二首·其四》）我们想象的田园农村就是这样扶老携幼，是一种稚童欢笑的氛围。他和他们一起逮田鸡捉知了，他的门前常常围了一群手拿青果的村童。

村童尾随着田埂上的一个男人，这个人叫陶渊明。想象儿童们在阳光下，脸上沾土，手脚裹泥，笑容顽皮，当陶渊明偶尔接待那些高人名士的时候，他们或羞涩地规避，或在一旁偷观。陶渊明与文人雅士唱和的时候，孩子们手拿瓜果站在一边，神态有趣。这一切跟陶渊明用粟米酿新酒、夜里披衣开门迎客的场景正好谐配，一切都那么贴切吻和。正是这些生活细节，这些场面的叠加，让我们感受了陶渊明的农事和他的健康。

陶渊明从一个具有为官传统的家族里退出，从“耻于农事”的士大夫阶层退出，寻找到的是这样一种生活。这不仅使他的日常状态极大地区别于以前的仕途，也区别于当时那些以各种方式脱离权势集团的知识人。那些人纷纷发明个人的生活，有许多大胆的行事方式，除了狂饮和谈玄、食散与修道之外，如嵇康等人还聚在一起打铁。作为可以世袭官位的士族后人，这些人的行为举止可谓惊世骇俗。给我们的感觉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多多少少有一点表演性，缺乏一些日常性，不像是准备持续一生的本分劳动。

如果将这些知识人比作一粒粒种子，他们被魏晋的疾风从庙堂吹散到各个角落，却不见得全都扎下根来。陶渊明不仅落地，而且生根，结出了新的种子。

明亮感

在陶渊明所有的诗文里，给人印象最深、带来阅读快感最大的，就是回归田园之初写下的那些文字。比如说代表作《归园田居五首》、《归去来辞》等，无不洋溢着一种明亮感、一种温情暖意：“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五首·其一》）“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这种色调与感受在后期诗文中并不多见。这不是一般的欢愉和畅快，而是长舒一口之后的放松与惬意。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创作者的这种心情与状态强烈地感染了我们，吸引了我们，以至于久久品咂而不能忘怀。这是诗人长期埋在心底的一根弦，掸去浮尘，频频拨动，最后终于奏响了连贯、饱满的快乐之声。

田园生活看来是人类置身客观世界中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方式，它的整个过程无非在重复这样一些动作：播种、看护、侍弄、培育。这其中较少包含复杂的技术性，只要不是遇到天灾，勤奋辛劳即可获得自己所需的一份口粮，最依赖的是雨露和阳光。这种简单而淳朴的劳动方式本身即蕴含着无可比拟的道德感。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认为：不同的劳动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意义也是不同的。耕作活动既不同于手工业者，也不同于商业经营，更有别于所谓的科技发明，操持农事的过程较少或不会辐射、外溢出伤及周边的任何有害元素，而从事者的身心在这期间还会有许多良好的修持。

就耕作来说，这种最基础的劳作方式直接与维持生命所需相对应，而其他工作则需要依赖这种劳动所提供的收获物，将它当作一个前提。人类最早向外部世界索取生存所需的动作，就是这样简单直率和朴素。这种活动对人的观念培育，对心灵的安慰和润化，对人性的感召，因为它所具有的淳朴性和直接性，会更加强化诚实和淳厚的一面，就此而言，这又是其他活动无法比拟的。

一个人仰头是“高旻”，低头是“大块”，远望则是无边的原野，视力所及就是那些欣欣向荣的绿色植物，是活跃其间的一些大小生命，就环境来说，也与其他的劳动有了区别。田间劳动与自然界的这种亲和关系、融入关系，是其他工作所没有的。也正因为如此，诗人身与心的疲惫得到了休息，一些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创伤得到了修复，也就产生了那个欣悦的、满脸阳光的陶渊明。

阳光洒向万物，也洒在陶渊明的身上，这对于诗人很重要，对于他的作品、他归来后所洋溢的那种健康温煦的气息是至关重要的。人也可以看成是一棵会移动的树，也需要光合作用。当一个人长期处于阴郁的角落，在遮蔽阳光、阻挡气流的地方生活日久，心情必然会受到影响，比如变得抑郁，变成灰暗的色调。当一个人身上洒满阳光，先不从医学角度说可以合成维生素和其他微量元素，对于维持这个生命的健康至关重要，更多的还有精神和心理上的潜移默化作用。后者也是生命健康不可缺少的条件。

陶渊明移居乡间以后，夜间可以看浩瀚的星空：“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杂诗十二首·其二》）白天可以看澄澈的苍穹：“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和郭主簿二首·其二》）放眼四野，无边无际，置身的空间较前更加开阔和辽远了。这不仅让我们想起了康德的一句话，那是说一直让他感到敬畏的两种事物：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把这二者并列一起大有深意在。我们可以想到这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头顶这片幽深的星空实际上显示了一种莫名的、冥冥之中的巨大规定力。这种力量让人经常面对和感受，从而发生和建立起一种无所不在的联系，也就势必影响到心灵，让人产生一种敬畏感。而人类心中所固有的良知与道德法则，也来自那种无所不在的规定力，那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可见这神秘莫测的两个部分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人如果隔绝星空，身上不再洒满星光，心中那个道德律也必然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挤的城市生活会多多少少瓦解人类心中的神性。这种瓦解与消磨的程度在每个人身上是不同的，但一定会发生。随着时代高科技的发展，城市化的愈加深入，那种瓦解力就会变得更加强大。由此来想象陶渊明的日月，就要为诗人感到欣慰了。他回到那样一种人生图景中去，实在也是一种幸运。

如果不以现代眼光来考察，而仅仅是把魏晋南北朝放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讨论，这个时期倒有可能是相当“城市化”的。当时政权分裂割据，城市破坏严重却又纷纷矗立，为防御和战备的需要建起许多军事要塞，它们又演变成一个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然，说它是一个城市化比较发达的时期，并不是从现代城市的概念和角度来说的。一个农业国家的早期，无论如何城市化肯定还是远远不够的，但诗人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毕竟离真正的乡野还是远了许多。

陶渊明当年感到了生活的狭窄，心生不适以至于反感和厌恶，对田园生活的渴念也就产生了。他回归而带来的那种自由和畅达，那种欣欣向阳的情怀，对我们生活在闹市的日益窘迫的当代人，会产生很大的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