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的齐齐哈尔，夜风割面。北满特钢4号平炉内，橘红色钢水翻涌，炉长助手王白旦领着工友反复试验，用矽砖重新砌口。几声闷响后，钢流顺畅倾泄，炉衬寿命一下延长了三倍。人群爆出掌声，王白旦却只说了句：“钢好，国家就放心。”那一年，他不过三十岁，却让厂里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技术革新带来的“硬通货”。
时间往回推三十年。1935年8月，王白旦生于河北井陉一个山旮旯小村。家里薄田二十亩，靠天吃饭。1948年，灾荒逼近，母亲叹息学费无着，他主动放下书包，扛起锄头。第二年土改展开，他跑前跑后给贫雇农写诉状，还拉起儿童团值夜岗，第一次尝到“干事”的滋味。
1951年，16岁的王白旦只身去了太原。炼钢车间温度六百度，炉前一站就是八小时，很多成年人都熬不过一个星期，他咬牙挺住。师傅夸他“皮实”，他却暗暗摸索流程图，琢磨每个阀门、每段管线。三年后，学徒转正，他同时递上了入团申请。再过五年，1960年秋，他在入党志愿书里写下：“终生当工人，终生为人民。”字不多，掷地有声。
真正让他在全国工人圈子里出名的，是1965年的那场炉口改革。苏联专家的“沙合粘土”堵钢口方案成本高、易塌陷，他硬是琢磨出“矽砖砌口”，不但节约大量耐火材料，还把出钢周期缩短了一半。厂里给他报奖金，他推了：“给工段添台行车，省得兄弟们再抬料。”
就在这股技术攻关热潮中，1968年10月的一纸电报飞到北满特钢：省委责成推荐一名工人代表出席次年四月举行的中共九大。条件只有两条——七年以上党龄、炉前一线。厂长开会不到十分钟，就敲定了王白旦。工友们起哄，他却愣住：“我读书少，讲话不行。”厂长笑：“炼钢合格，开会也能合格。”
1969年4月14日，北京大会堂灯火通明。代表证编号0128的王白旦第一次走进那个庄严大厅，汗珠从掌心渗出，他暗念：“把炉前那股劲儿带进去就行。”投票那天，他在选票最末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大会统计结果一公布，场内一片低声惊叹——王白旦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与毛主席并列最高票。许多人后来问他当时是什么感觉，他只淡淡一句：“组织需要工人声音，我不过是递话的人。”
选举结束，代表们依序退场。周恩来握住他的手，回头对毛主席说：“这是北满来的炉前工人。”毛主席含笑点头：“年轻，有闯劲。”王白旦腼腆地答：“33岁，还得多向您学习。”对话不过十余秒，被现场人员视作工人阶级地位提升的生动注脚。
九大闭幕后，他没有留在北京，也没要行政编制，径自回到齐齐哈尔。厂里为他腾出办公室，他摆手：“我就要炉边那张折叠凳。”1970年，一张会议议程上，他发现自己名字被写成“王白早”。原来周总理觉得“白旦”谐音不雅，提议改字；又有人建议干脆改成“王百得”，寓意“百事能得”。名字几经变动，他仍穿那件满是烧痕的蓝工装。
1973年他以“王百得”的名字出席中共十大，被推举为中央候补委员。荣誉一摞摞，工资却没涨多少。有人劝他调省里任职，他摆手拒绝：“坐办公室不如看火色。”这句看似朴素的行话，实际上道尽了他对工业现场的执拗热爱。
1980年6月，干部队伍调整，组织部给他两个选项：省冶金厅副厅长，或赴秦皇岛任市领导。他连夜给省委写了请示：“请求回炼钢车间，任何职务不受。”批示只留下一行字：“同意本人意见。”就这样，昔日中央委员又站回炉前，成了一名锅炉工。外人惊诧，他却坦言：“学问不高，当官误事，守住一炉钢才踏实。”
进入八十年代末，设备老化，熟练工奇缺。按厂里规定，超龄工可以申请内退，他却走进厂长室：“没人接班，我不退。”厂长苦笑，“没有编制，顶多给你一百块补差。”他挥手：“能开炉就行。”1994年，新平炉系统成功上线，他才在交接本上签下“王百得、完毕”四个字，结束四十三年的炉前生涯。
退休后，他常被邀去高校讲课，总被问起那次“平票”往事。他只摇头：“钢水温度够不够、成分正不正，比票数重要得多。”2005年12月15日凌晨，王百得因病离世，留给子女的遗物除了一张退色的中央委员证，就是一本油渍斑斑的炼钢笔记和数页改进方案草图。
有人统计，他一生主持或参与的工艺革新超过二十项，间接为国家节约外汇数千万美元；也有人感慨，一个手握全票的中央委员最终甘愿当锅炉工，是不是太“亏”。可在熟悉他的老工友眼里，这恰恰是王百得的“炉口原则”——钢需要真火，做人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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