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代离婚，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或许是 “七出之条” 的严苛，是男子单方面休妻的强势，是女子被休后忍气吞声的委屈。
毕竟在传统认知里，古代女性始终处于婚姻的被动地位，离婚对她们而言更像是一场灾难。
可 多年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的一次意外发现，却彻底打破了这种固有印象 。
故事要从 1900 年说起，当时，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第 17 窟的积沙时。
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尘封千年的藏经洞，洞里堆满了从公元 4 世纪到 11 世纪的经卷、文书、绘画等文物，总数超过 6 万件。
这些文物后来因种种原因流散到世界各地，如今我们能看到的 “放妻书” 原件，大多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等机构。
最初，有研究者看到文书里提到的 “汉式” 习俗，便误以为是汉代遗物。
直到后来通过文书的字体、用词以及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佐证，才确定这些 “放妻书” 实际诞生于唐五代时期。
只是因为内容延续了部分汉代婚姻礼仪的影子，才让人们产生了年代误判。
现存的 “放妻书” 有十几件，篇幅长短不一，最短的只有百余字，最长的也不过三百多字，却字字透着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的温度。
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 S.6537 号文书，开篇没有指责，没有苛责，反而先回顾了夫妻结合的初心：
“盖闻夫妇之礼，是宿世之因。累劫共修，今得缘会。一从结契，便至白头。”
短短几句话，把婚姻看作前世修来的缘分，既庄重又温情。
可缘分终有尽时，文书里接着写离婚的原因：
“然夫妇相恶，如同水火。情不相得，难归一意。今亲姻具稳，夫娘商量，愿作分离。”
没有狗血的指责，没有 “七出” 的借口，只坦诚夫妻感情不和，就像水火难以相容，实在无法同心度日。
更难得的是，离婚不是丈夫单方面决定，而是 “亲姻具稳，夫娘商量”。
双方家人都在场见证，夫妻两人共同商议后才做出的决定，这分明就是古代版的 “和平分手”。
最让人动容的是文书结尾对女方的祝福：
“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没有因为离婚就贬低女方，反而祝愿她离婚后能重新梳妆打扮，展现自己的美丽，再嫁一个好人家。
最后那句 “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更是把成年人的体面与豁达写得淋漓尽致，即便分开，也不互相怨恨，各自开启新的人生，这样的境界，即便放在今天也让人敬佩。
或许有人会疑惑，为什么在男权主导的古代社会，会出现这样平等尊重的离婚文书？
这就要结合 “放妻书” 诞生的唐五代时期来看。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代，女性地位相对较高，《唐律疏议》里就明确规定了 “和离” 制度：“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
意思是如果夫妻感情不和，双方协商一致离婚，法律不会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这种制度层面的认可，为 “放妻书” 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而且唐代社会对女性再嫁也十分宽容，据史料记载，唐代公主再嫁的就有 23 位，其中还有 3 位嫁了三次。
民间女子再嫁更是常见，就连士大夫家庭也不例外。
比如大诗人白居易的妹妹就曾再嫁，韩愈的女儿离婚后也重新嫁人。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离婚不再是女性的 “污点”，“放妻书” 里对女方再嫁的祝福，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社会风气，“放妻书” 里的温情也离不开敦煌地区特殊的文化氛围。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地方，儒家的礼教观念在这里不像中原地区那么森严，反而多了些务实与包容。
当地百姓更看重婚姻的实际质量，而非形式上的捆绑，所以在离婚时，更愿意选择这种互相尊重的方式，既给对方留了体面，也让自己能安心开始新生活。
再看 “放妻书” 里的细节，还能发现古代婚姻的务实一面。
有的文书会明确提到财产分割，比如 “家中所有财产，各分一半”；有的会涉及子女抚养，“儿女各随所愿，不得干涉”。
这些条款虽然简单，却透着对双方权益的考量，和今天离婚协议里的核心内容相差无几。
可见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婚姻的本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即便走到尽头，也需要用理性与尊重来收尾。
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 “放妻书” 的普遍性。
现存的 “放妻书” 大多出自敦煌地区的普通百姓家庭，而且数量相对有限，不能代表整个古代社会的离婚状况。
在更多时候，尤其是中原地区，“七出之条” 依然是主导离婚的主要规则，女性在婚姻中还是处于弱势地位。
但 “放妻书” 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婚姻制度中不为人知的温情一面。
看到了古人对婚姻、对人性的理解与尊重，这种理解与尊重，跨越千年依然能打动我们。
婚姻不是捆绑，而是彼此成就；即便分开，也不该变成仇人，而是带着祝福，各自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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