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个叫余振东的人悄然走出了监狱，恢复了自由身。
这个名字，今天听起来或许有些陌生，但在20多年前，他却是轰动全国的“开平中行案”主犯，一个鲸吞银行资金近40亿人民币后，上演胜利大逃亡的金融巨贪。
很多人至今都想不通一个问题：贪了这么多钱，动摇了国家金融的根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美国把他弄回来，最后怎么就判了12年？甚至还刑满释放了？
私人提款机的疯狂与末日
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一个计算机还没普及，银行系统靠人工和纸质单据运转的年代。
时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许超凡，伙同他的副手余振东、会计股长许国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
他们利用银行管理的漏洞，把整个开平支行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提款机”。
他们的手法，不可谓不高级。
先是在香港注册几家皮包公司，比如“潭江实业”、“友协贸易”，然后通过伪造贷款合同、票据等方式，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笔一笔地把银行的钱转到香港的公司账户上。
从1993年到2001年，整整8年，这三个人轮流当行长，权力交接，贪腐“事业”却无缝衔接。
他们早已为自己铺好了后路。
从1994年开始，三人的妻子就通过与美国公民假结婚的方式，早早拿到了美国绿卡。
这是一步精心策划的棋，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可以立刻“全家桶”式外逃。
末日来得非常突然。
2001年10月12日，中国银行全国计算机联网监控系统正式上线。
这个系统就像一盏瞬间照亮黑暗角落的强光灯，总行后台立刻弹出一个惊人的数字：开平支行账目上，凭空少了4.82亿美元！
当晚，消息灵通的许超凡得知系统暴露了他们的秘密，立刻通知余振东和许国俊。
三人没有丝毫犹豫，启动了预演过无数次的逃跑计划。
他们先到香港，用早就准备好的假护照，火速飞往加拿大，再转机进入美国，最终消失在拉斯维加斯的灯红酒绿之中。
为什么是12年刑期？
当余振东三人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试图用赌博把黑钱洗白时，一张跨国追逃的大网已经悄然撒开。
2002年12月，余振东在美国洛杉矶被捕。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整个案件最核心、也最让公众感到困惑的部分。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艰难谈判，2004年4月，余振东被美国特工押送回中国。
他是中美建交后，第一个被美国正式移交回来的经济罪犯。
可两年后，他仅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其实原因有三点：
第一，中美之间当时没有引渡条约。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国没有任何法律义务必须把余振东交给我们。
他们完全可以按照美国自己的法律审判余振东，比如洗钱罪、签证欺诈罪等。
人抓在美国手里，主动权完全在对方。想让他回来，只能靠“谈”。
第二，余振东利用了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这是美国司法体系的一个特色，简单说就是“认罪换减刑”。
余振东在美国被捕后，非常“识时务”，他主动承认在美国犯下的罪行，并与美国检方达成交易，换来了12年的固定刑期。
这个判决，就像一个“天花板”，直接锁死了他回到中国后可能面临的最高刑罚。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为了实现“零的突破”而做出的战略性承诺。
当时，我国有大量外逃贪官藏匿在美国，追逃工作屡屡碰壁。
余振东案成了一个契机，一个打破僵局的“破冰之旅”。
为了能成功将他引渡回国，向全世界展示中国“虽远必追”的决心，也为了给后续的国际追逃合作开一个好头，中方必须尊重美国的司法程序。
为此，我们向美方做出了书面承诺：余振东回国受审后，对其判处的刑期不会超过他在美国“辩诉交易”中获得的12年。
这是一个必要的妥协。
用一个看似“便宜”了余振东的判决，换来了中美司法合作的大门被推开。
这12年，不是对40亿贪腐金额的审判，而是为打开那扇门付出的“门票”。
这场博弈的高明之处，在余振东另外两个同伙的结局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主犯许超凡和许国俊，选择了一条与余振东截然不同的路——顽抗到底。
他们在美国打官司，拒不合作。
结果呢？2009年，许超凡在美国被判了25年，许国俊被判了22年。
随着中美司法合作的深入，他们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2018年，在美国坐了近13年牢的许超凡，自愿选择回国受审，最终被判13年。
而最顽固的许国俊，则在2021年被强制遣返回国，等待他的是法律最严厉的审判——2023年12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所以，回过头再看余振东的12年刑期，我们或许能明白，这并非法律的退让，而是一场着眼于未来的国家级战略布局。
它看似是一次“吃亏”的交易，实则为我们赢得了更广阔的国际反腐战场上的主动权。
参考资料：
银行行长巨贪40亿逃亡17年：出生普通家庭，曾是全家骄傲
2019-01-28 07:28·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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