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申，看你捏着信封，手怎么抖成这样？”
老婆端着一碗面糊汤放在我面前。
我的目光没离开信封，嘴里像是含了块冰，半天才吐出几个字：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七二年，我在粮站守夜……”
“记得，你把筛下的谷糠留给那个‘右派’的孙子，结果被人告发，下放了十年。”她叹了口气，“都三十年了，还提这茬干嘛？”
我把信封翻过来，让她看寄信人的名字，然后一字一顿地说：
“就是他。那个当年吃着我的谷糠，回头就在批斗会上，用手指头把我送进劳改农场的‘孙子’。”
老婆的脸色也变了。
三十年来，我以为那捧善心换来的背叛，就是我这辈子最荒唐的句号。
可今天，他寄来了这封信。
信里说，他要告诉我，当年那场下放的背后，我看不见的“隐情”究竟是什么，以及，我那点谷糠，到底替谁挡了一颗真正的子弹...
第一段
一九七二年的风，跟刀子没什么两样，刮在人脸上，疼。
我叫申屠，那年二十岁，在枫镇粮站守夜。
粮站是镇上最阔气的地方，不是说房子有多好，是说那里面堆着的粮食，像一座座黄色的山。
外头的人饿得眼睛发绿，里头的麻雀吃得比人都肥。
我的差事，就是在后半夜锁上大门，提着一盏煤油灯，在粮仓之间来回地走。
空气里飘着的，永远是三种味道：粮食的香气，麻袋的霉味，还有老鼠屎的骚臭。
我的住处，就在粮站角落的一间小偏房里。
白天，工人们用大木筛子筛谷子，把饱满的米粒和瘪下去的谷糠、碎米分开。
到了晚上，那些被筛下来的“废料”就堆在墙角，等着第二天拉去喂猪。
我守夜，除了防贼防火，还得防老鼠。
那些老鼠，一个个吃得油光水滑，不怕人，见了我的灯光，黑豆似的小眼睛还敢跟你对视。
那个冬天特别冷，雪下得早，也下得狠。
一天夜里，我巡逻到后院墙边，听见墙外有悉悉索索的声音。
我把煤油灯举高，昏黄的光透过墙头，照见两个影子，一个高，一个矮。
我心里一紧，以为是贼。我捏着手里的木棍，悄悄爬上墙角的谷堆，探出头去看。
不是贼。是镇上那个被打成“右派”的顾先生，带着他的小孙子。
顾先生我认得，原来是城里大学的教授，据说学问大得很。
现在，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扫大街，从镇东头扫到镇西头。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打了好几块补丁的棉袄，背驼得像只虾米。
旁边是他的小孙子，叫阿庚，也就七八岁的样子，瘦得像根豆芽菜。
小脸冻得发紫，一双眼睛却很大，很亮，此刻正死死盯着我们粮站墙根下，那里因为下雪，积了一小摊混着谷糠的泥水。
顾先生拿着个破瓦罐，蹲在地上，用手一点点地从雪水里往外捞那些湿透了的谷糠。
他的手冻得通红，关节都肿了。
阿庚也蹲着，学着爷爷的样子，用两根小指头往瓦罐里捡。
寒风一吹，那孩子的身体就抖成一团。
我看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知道，这些捞回去的玩意儿，洗干净了，掺点野菜，就是他们爷孙俩的饭。
我从谷堆上滑下来，心里乱糟糟的。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可这年头，活人有时候还不如死的规矩。
跟“右派”扯上关系，就是给自己身上泼脏水，洗都洗不清。
粮站的赵主任，一双眼睛尖得像鹰，就等着抓谁的小辫子好去上头邀功。
我只是个临时工，丢了这份差事，我也得跟他们一样去喝西北风。
那一夜，我翻来覆覆睡不着。
煤油灯的火苗跳来跳去，映在墙上，像阿庚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
我听见外面的风声，像无数人在哭。第二天晚上，我又去巡夜。
工人们白天筛下的谷糠堆在墙角，干燥蓬松。
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咬了咬牙，从旁边的料房里找来一个干净的麻袋，装了小半袋子。
我特意没筛干净，里面混着不少碎米和饱满的谷粒。
我把袋子口扎好，悄悄地放在了后院墙头下，那个我昨晚看到他们的地方。
做完这一切，我心里怦怦直跳，像做了贼。
我没敢多留，提着灯就赶紧走开了。
那晚，我把偏房的门从里面插得死死的，一夜无眠。
第二段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我就爬起来跑到后院墙角。
那只麻袋不见了。
雪地上，除了我自己的脚印，还有一串小小的、深浅不一的脚印，通向墙外的小路，然后就消失在晨雾里。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有一点说不清的滋味。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只知道阿庚那张蜡黄的小脸，今晚或许能多一点血色。
从那天起，这成了一个无声的秘密。
每隔两三天，我就会在那个墙角留下一小袋没筛干净的谷糠。
我不敢留得太频繁，也不敢留得太多，怕引人注意。
我像一个在悬崖上走钢丝的人，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那个袋子总会在第二天早上消失。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没有任何言语，只有一袋谷糠，和一串渐渐远去的脚印。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在墙角放谷糠的时候，发现我上次放袋子的地方，摆着一块巴掌大的小木片。
木片被磨得很光滑，上面用烧黑的木炭，歪歪扭扭地刻了一个太阳，还长着两只眼睛一张嘴，在冲着我笑。我的心一下子就被那粗糙的笑脸给烫了一下。
我知道，这是阿庚留下的。
他不会说话，或者说不敢说话，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告诉我“谢谢”。
我把那块木片揣进怀里，贴着胸口，热乎乎的。
那一刻，所有的害怕和担忧都烟消云散了。
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值得的。
之后，那个墙角成了我们交换“礼物”的地方。我留下谷糠，他会留下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有时候是一颗被河水冲得圆溜溜的鹅卵石，有时候是一根不知从哪只鸟身上掉下来的、颜色鲜亮的羽毛，还有一次，是一只用麦秆编的小螞蚱，活灵活现。
这些小玩意儿，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在我眼里却比金子还贵。
它们让我觉得，在这冰冷坚硬的世界上，还有一点柔软的东西存在。
我和那个叫阿庚的孩子，以及他那个沉默的爷爷，就像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通过一个不起眼的墙角，建立了一种脆弱又坚韧的联系。
但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打破了。
粮站的赵主任，是个嗅觉灵敏的家伙。
他的办公室正对着后院，虽然隔着一段距离，但没什么能逃过他那双精明的眼睛。
他走路没声音，像只猫，常常会突然出现在你身后，把你吓一跳。
有几次，我发现他总在不经意间打量我，那眼神让我后背发凉。
一天下午，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小申啊，”他慢悠悠地泡着茶，茶叶在玻璃杯里上下翻滚，“最近粮站的‘损耗’有点大啊。你说，这粮食会不会自己长腿跑了？”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脸上却不敢露出来，只是低着头说：
“主任，我夜里都看得很紧，没发现什么异常。”
“是吗？”他呷了一口茶，眼睛眯成一条缝，“我听说，外面有些‘分子’，日子不好过啊。你说，他们会不会动歪脑筋？”
我不敢接话，手心里全是汗。
我知道，他这是在敲打我，在试探我。
他可能还没抓到什么把柄，但已经起了疑心。
从他办公室出来，我的腿肚子都在转筋。
我意识到，危险正在靠近。
那几天，我不敢再往墙角放东西。我怕连累自己，更怕连累了顾先生爷孙俩。
如果因为我，让他们罪加一等，那我真是百死莫赎了。
第三段
我停了三天。三天后的晚上，雪又开始下。我提着灯在后院巡逻，鬼使神差地又走到了那个墙角。我没想再放东西，只是想去看看。
雪地上空空如也，只有我自己的脚印。我心里也空落落的。
我靠在冰冷的墙上，心里想着，阿庚这几天，是不是又只能喝野菜糊糊了。
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看见墙根的雪里，好像埋着什么东西。
我走过去，用脚拨开积雪，露出来的，是一只冻僵了的麻雀。
麻雀的身体已经硬了，但羽毛还很完整。我愣住了。
这是阿庚留下的吗？他是不是等了三天，没等到我的谷糠，就把自己找到的唯一“宝贝”留在了这里？
我捡起那只小小的、冰冷的麻雀，感觉它像一块烙铁，烫得我心里生疼。
我再也忍不住了，跑回偏房，把省下来给自己吃的半个玉米饼子，连同新装的一袋谷糠，一起放回了那个墙角。
我对自己说，豁出去了。大不了就是被开除，回乡下种地。
我一个光棍，烂命一条，怕什么。但那个孩子，不能再饿着了。
我的冒险行为，像是在赵主任那双看不见的眼睛底下跳舞。
我不知道他到底知道多少，我只能凭着一点血气之勇，继续着我和阿庚之间的秘密约定。
但我也变得更加警惕。每次放东西，我都会先观察很久，确认四下无人。
我甚至学会了听赵主任的脚步声，那是一种很特别的、鞋底在水泥地上拖沓的摩擦声。
然而，我算到了一切，却没有算到赵主任的阴险。
他没有直接对我下手，因为他知道，就算抓到我“接济”右派，也只是个立场问题，算不上什么滔天大罪。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后。
那天是镇上开批斗大会的日子，地点就在粮站门外的晒谷场上。
高音喇叭从早上就开始响，播放着革命歌曲，中间夹杂着“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
我们粮站的人，都被要求去参加。
赵主任在会上表现得特别积极，领着大家喊口号，声音喊得都嘶哑了。
会议进行到一半，赵主任突然跳上台，抢过话筒，满脸红光地宣布，他破获了一起隐藏在人民内部、企图腐蚀革命青年的重大案件。
他说，阶级敌人无时无刻不在妄图复辟，他们用小恩小惠拉拢我们意志不坚定的同志，我们必须把这股歪风邪气彻底打掉！
我的心“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冰水一样从头顶浇下来。
我看到赵主任的目光，穿过黑压压的人群，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我身上。
我周围的人，也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扒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
赵主任在台上慷慨激昂地讲着，说我们粮站内部出了“叛徒”，被“右派分子”用一点点烂谷糠就收买了。
然后，他清了清嗓子，对着台下大喊：
“现在，就让证人上来，指认这个破坏我们革命队伍纯洁性的人！”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看见人群分开一条路，两个民兵押着一个人走上台。那个人又瘦又小，穿着不合身的破棉袄，在寒风里抖得像一片树叶。
是阿庚。
第四段
时间在那一刻仿佛静止了。整个晒谷场上成百上千的人，鸦雀无声。
高音喇叭里还滋滋地响着电流声，像一条吐着信子的蛇。
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台上那个小小的身影。
阿庚的脸比雪还白，嘴唇被牙齿咬出了血印子。他不敢看任何人，脑袋垂得快要埋进胸口。
两个民兵像拎小鸡一样架着他，他整个人都在往下坠。
赵主任走到阿庚身边，把冰冷的话筒递到他嘴边，用一种近乎温柔的语气说：
“孩子，别怕。你是革命的后代，要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坏人。告诉大家，是谁？是谁把粮站的粮食偷出去给你们的？”
阿庚浑身一颤，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他抬起头，那双曾经刻着笑脸太阳的大眼睛里，此刻装满了恐惧和泪水。
他的目光在人群里慌乱地扫寻，像一只迷路的小鹿。
最后，他的视线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了。
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他眼神里复杂得让我无法理解的东西。
有害怕，有乞求，有绝望，还有一种我当时读不懂的、深深的痛苦。
我多么希望他能摇头，哪怕他什么都不说，只要他摇头。
我甚至对他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我想告诉他，别怕，叔叔不怪你。
可他没有摇头。他抬起那只细得像柴火棍的手臂，在空中停顿了很久很久。
那几秒钟，对我来说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晒谷场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跟随着他那只颤抖的手。
最后，他的手指，指向了我。
“是……是他。”
他的声音又细又小，还带着哭腔，但在死寂的广场上，却像一声炸雷。
“是他，在墙角……留了谷糠。”
我感觉全身的血都凉了。我不是因为被指认而感到愤怒或恐惧，而是一种彻骨的心碎。
我无法理解，我用尽所有善意去温暖的孩子，为什么会用最锋利的刀子插进我的胸口。
我脑子里一遍遍回放着他留下的那个笑脸太阳，那只麦秆編的螞蚱，还有那只冻僵的麻雀。我觉得那一切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残酷的笑话。
我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当两个民兵上来把我按住的时候，我甚至没有反抗。
我的目光越过人群，看到了站在角落里的顾先生。
他低着头，双手插在袖子里，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觉得他的背，比任何时候都更驼了。
批斗会的高潮来了。赵主任因为“立功”，满面红光。我成了“立场不稳”“被阶级敌人腐蚀”的反面典型。
我被开除，档案里被记上了重重的一笔。
几天后，一纸通知下来，我被“下放”到几百里外的一个劳改农场。
离开枫镇的那天，也是一个下雪天。我背着一个破旧的行李卷，坐在敞篷的解放牌卡车上。
车子开出镇子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
枫镇在雪里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白点。我没有看到任何人来送我。
我心里那根刺，从那天起，就深深地扎下了。我恨赵主任的阴险，但我更无法原谅的，是阿庚的“背叛”。
那张流着泪指向我的小脸，成了我之后三十年里，每个午夜梦回时都挥之不去的噩梦。
在农场的那些年，我学会了沉默，学会了把所有的情绪都藏在心里。
我像一块石头，在岁月的河里被冲刷，棱角磨平了，但那道被阿庚刻下的伤痕，却越来越深。
第五段
三十年的光阴，像河水一样流过去了。我从农场回来，物是人非。
枫镇早就没了粮站，原地盖起了高楼。
赵主任据说后来升了官，又因为贪污被抓了，结局不算好。
顾先生和阿庚，在我下放后的第二年就离开了枫镇，不知去了哪里，从此再无音讯。
我也老了。黑发里夹杂了银丝，手上的皮肤粗糙得像树皮。
我娶了个老婆，生了个儿子，儿子也已经长大外出打工。
我就守着老房子，种点菜，养几只鸡，日子过得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无波无澜。
当年的事，我很少再跟人提起。
我以为，这个秘密会跟我一辈子，最后一起烂进土里。
直到二零零二年的那个秋天。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我正在院子里给一排菊花绑扎枝条。
巷子口传来邮差清脆的自行车铃声。“申屠！有你的挂号信！”
我愣住了。这年头，除了儿子偶尔寄点钱回来，谁还会给我写信？还是挂号信。我擦了擦手上的泥，接过那封厚实的信。信封是牛皮纸的，很挺括。寄信地址是南方的一座大城市，我没去过。而寄信人那一栏，龙飞凤舞地写着三个字：顾庚。
顾庚。
阿庚。
我的手猛地一抖，信封差点掉在地上。
三十年了。这个名字，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一下子捅开了我心里那间锁了三十年的黑屋子。
我老婆看我脸色不对，问我：“谁寄来的？你认识？”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我拿着信，走进屋里，关上了门。
我坐在桌子前，心脏跳得像擂鼓。
我不知道这封信里写了什么。是道歉？是忏悔？还是时过境遷后的一句问候？
我的手指都在发抖，拆了好几次，才把信封撕开。
里面是十几页厚厚的信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上刑场。
我告诉自己，不管他写了什么，都过去了。我已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
我展开信纸，第一行字就让我如遭雷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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