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村民挖井发现兵马俑，当地文化馆隐忍不报。新华社记者就此写了内参后……）
出乎意料的是，这篇关于秦俑发现情况的第一篇文字报道刊发后，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将事情真相调查清楚，报中央和国务院。
姚文元受领指令后不敢怠慢，立即向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转达了江青对此事的态度。
6月30日，李先念将蔺安稳写的内参批转给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其原文如下：
庆彤同志并冶秋同志：江青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先念
1974年6月30日
为争取主动，尽快了解详情，7月6日，国家文物局文管处处长陈滋德，携带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乘飞机抵达西安，向陕西省委主管领导人和文化局传达了内参内容与批示。
第二天，在陕西省文管会负责人杭德洲等几名干部的陪同下，火速赶到临潼县文化馆。“这么大的事，你们为什么不上报？”省文管会负责人显然不是以表扬的神态质问文化馆馆长王进成和文物干部赵康民，这一询问的目的在于当面证实自己的确对此不知，也给北京来的陈滋德一个心理上的平衡。
“有说是神庙，有说是砖瓦窑，到底属于什么性质说不准，我想弄个明白后再汇报。”赵康民极为尴尬地做着解释，内心的苦衷自然没法说出。
事已至此，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说些什么，当大家来到展厅，看到已修复的高大陶俑时，一切的沉闷与不快都烟消云散了，每一双眼睛都射出惊讶和激动的亮光。一个个彪悍健壮、栩栩如生、顶铠戴甲的武士，岿然不动地站立在面前，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阳刚之气。
修复后的兵马俑“太伟大了。”陈滋德赞叹着，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转身对众人说：“快，快去现场看看。”
他们来到了西杨村外的井边。由于此前临潼县文化馆已组织社员在井的四周掘开了一个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的大坑，坑下更多的陶俑已显露出来，在客观上增加了可视效果。大家以欣喜的心情查看了俑坑所在的位置和陶俑的形状，对俑坑的性质做了大体的估计：既不是砖瓦窑，也不是神庙遗址，根据俑头可以自然拿下和空腹来看，它和前些年在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跪坐俑基本相同。从这一点可以肯定陶俑的时代不是汉唐而是秦代，可能是项羽盗秦始皇陵时放火焚烧的一个秦代遗址。
既然人类已经接到了这支地下大军的信息，就再也不能放过这个历史性的契机，陈滋德与陕西省委领导人商定，尽快组织一支考古队，彻底弄清这一重大发现的内涵。
之后，陈滋德速返北京，向王冶秋汇报了他赴陕西的工作情况。
此时，江青为临潼方面没有及时上报而大为光火之事，已通过姚文元的秘书转达给了王冶秋，并让文物局写出具体调查报告迅速上报中央。
在这种情况下，王冶秋主持了报告的写作，除实事求是地说明了陕西方面发现武士俑的经过外，鉴于江青炙手可热的权势和咄咄逼人的气焰，报告在最后一段写道：
“这次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对文物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最近我们除遵照江青同志关于不能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指示精神，代国务院草拟了文件外，今后还准备在工作中经常注意表扬保护文物的好人好事，批评本位主义以及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倾向，把文物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
当这份报告上报之后，王冶秋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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