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的香港尖沙咀码头，比往常多了几分慌乱——一艘本要等三天才开的货轮，大清早突然就拉响了启航铃，船员们搬着货箱跑个不停，船老大站在甲板上不停看表，像是在赶什么急事儿。藏在船舱角落的万景光，怀里揣着张叠得皱巴巴的纸条，手心的汗把纸条浸得发潮，直到船慢慢驶出维多利亚港，看不到岸边的影子，他才敢悄悄把纸条展开，上面只有一行字：“按原定路线走，安全后联络组织”。
没人知道，这时候离吴石在台北马场町遇害，刚过去两天。吴石是三个月前被抓的，1950年3月，叛徒蔡孝乾把他供了出来，“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没护住他，6月10日那天，他跟陈宝仓、聂曦他们一起倒在了刑场。消息传到香港时，万景光正躲在住处整理情报，听到广播里念“匪谍吴石伏法”，他手里的钢笔“啪”地掉在桌上——吴石之前跟他说过，要是自己出了事，会有人递消息来，让他立刻撤离。
果然，第二天一早，一个穿短打的男人敲开他的门，没说话，只塞给他一张纸条和一张船票，转身就走。万景光一看纸条上的字迹，是吴石生前跟他约定的暗号，当下就明白该走了。他没敢收拾太多东西，只把重要的情报底稿烧了，揣着船票就往码头赶。货轮老板见了他，只问了句“是遂公那边的人吧？”，他点头，老板就把他往船舱角落引，还递了瓶水：“放心，到了公海就安全了。”
这“遂公”，就是何遂。何遂可不是普通人，早年是保定军校出身，后来当到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跟吴石是同乡，更是几十年的挚友——两人从军校时就认识，后来在第四战区共事，无话不谈。吴石1949年去台湾前，曾专门找过何遂，说“有个叫万景光的人，是我托付办事的，以后他在香港要是遇到难处，你多帮衬着点”，还特意补了句“这人靠谱，是为国家前途做事的”。何遂那时候虽不知道“做事”具体是啥，但看吴石说得郑重，就应了下来。
后来万景光在香港真遇到过麻烦——有次情治部门上门查户口，问他跟吴石啥关系，万景光说“是同乡介绍的朋友”，对方不依不饶，还是何遂托了香港当地的朋友，说“这人是我认识的生意人，没问题”，才把事压下去。那时候何遂只当万景光是吴石托付的普通友人，直到吴石遇害、万景光撤离前，他才隐约觉得不对。
万景光撤离前一天，专门找过何遂，没多说别的，只递了个布包：“吴先生生前说，要是他出了事，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还说谢谢您之前的照应。”何遂接过布包，里面是吴石常用的一支钢笔，还有半张旧照片——是两人早年在军校的合影。万景光没多留，说了句“我要去内地了”，就匆匆走了。
直到6月12号，何遂在报纸上看到吴石遇害的详细报道，又想起万景光突然的撤离，才赶紧翻出之前吴石寄给他的信。有一封是1950年1月写的，里面除了说台北的天气，还提了句“友人在港的事，还望您多费心，若有变动，让他往北边去”，当时他没在意，现在一琢磨，“友人”就是万景光，“往北边去”就是回内地！还有一封里写“我做的事，以后您会懂，都是为了国家好”，何遂这才彻底明白——吴石哪是在国民党里当差，是在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做地下工作！
他捏着那支钢笔，手都在抖。想起去年吴石来香港出差，两人一起吃饭，吴石喝了酒说“现在这世道，想做点正经事太难了，说不定哪天就没了”，当时他还劝吴石“实在不行就回来，别在台湾待着”，吴石只摇头“还有事没做完”。现在才知道，那“没做完的事”，就是安排万景光这些人的后路，就是把情报送出去。
后来何遂1956年回到内地，还专门写了篇《忆吴石》，里面提到这段往事，说“吴石是真英雄，他把生死看得淡，却把身边人的安全看得比啥都重”。而万景光到了内地后，继续做外贸工作，晚年跟人聊天，总说“要是没有吴先生提前安排，没有何先生帮忙，我在香港就走不了了”。
现在再想那时候的事，吴石是得多沉着啊。3月份被抓，知道自己活不成了，还在狱里想办法把撤离的消息传出去；6月10号遇害，两天后万景光就安全撤离，连接应的人、路线都安排得妥妥帖帖。他没跟何遂说实话，不是不信任，是怕连累这位老朋友；他给万景光留暗号、找后路，是怕自己走了，这些一起做事的人遭了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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