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三星堆月亮湾台地的探方里，一块刻着侧身人像的玉片破土而出，它的橄榄形眼纹和冠帽样式，竟与千里之外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的玉人如出一辙。
另外，蹊跷的是，四川“益州”的古称，与山东青州“益都”的旧名读音毫厘不爽，济宁蜀山湖的名字更是与“蜀地”遥相呼应。
这些看似孤立的线索，正悄悄拼凑出夏朝起源的新轮廓，夏朝的根，会不会藏在这场跨地域的文化迁徙里？
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硬货”现世
咱们先从2024年三星堆最震撼的发现说起，月亮湾台地那处超1000平方米的玉石器作坊，简直是座“上古手工业博物馆”。
考古队员清理时，不仅发现了成堆的蛇纹石玉原料、初具雏形的坯料和废弃的边角料，还找到了一个装满成品石斧的窖坑，完整呈现了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
经地质溯源，这些蛇纹石玉来自四川彭州红岩山矿区，要知道从红岩山到三星堆足有百公里路程，这说明古蜀人早已具备成熟的资源调配能力。
部分出土玉器
工艺细节里的“中原印记”也很关键，作坊出土的玉璋，璋身的扉棱造型、钻孔的螺旋痕迹，与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玉璋如出一辙。
而一件侧身玉人像，头戴冠帽、双手交叠的姿态，竟和湖北天门后石家河文化的玉人高度吻合，这种造型上的相似度，绝非巧合所能解释。
此外，作坊紧邻青关山宫殿区仅300米，也说明手工业生产直接受控于高等级贵族，很可能是为祭祀或礼仪活动定制器物，这种“官营手工业”模式，正是夏代文明的典型特征。
三星堆玉人像
再就是月亮湾作坊南侧的6000平方米人工土台，同样藏着门道。
这座土台采用“斜坡堆筑”工艺，分三级台地逐层升高，表面清理出200多平方米的木骨泥墙建筑基址，基槽里还填充着特殊的陶板状器。
这种建筑朝向与三星堆祭祀坑、宫殿区完全一致，都呈北偏东11度，显然经过统一规划。
考古学家比对发现，土台的堆筑工艺与陕西石峁古城的城墙技法同源，而石峁遗址的年代恰好早于二里头，正是夏代起源的关键候选地之一。
这些工艺上的传承，暗示着三星堆与夏代核心区域的深度关联。
夏朝势力范围
最让人惊叹的是新发现的大型水网系统，考古勘探确认了东水门和东北水门，宽度分别达20米和30米，水系从西北引入贯穿全城，最终汇入马牧河。
这套水网不仅能供水排水，还兼具交通和防御功能，与二里头遗址的水系布局理念一脉相承。
另外，通过CT扫描发现，青铜神树、立人像中使用了国内最早的铜器芯撑技术，解决了细长造型的铸造难题，而这种工艺的合金配比，与二里头夏代青铜器完全吻合。
这些“硬货”共同证明，三星堆绝非孤立文明，而是与夏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星堆青铜神树
山东四川重名藏着迁徙轨迹
三星堆的工艺密码指向了跨区域的文化流动，而真正让这种流动具象化的，是山东与四川那些跨越千年的“重名巧合”。
去过山东济宁的人可能知道，当地有个蜀山湖，湖面周边散落着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
“蜀”字在先秦文献里本就不是四川的专属，《左传》记载“蜀人助周伐纣”，这里的“蜀”指的就是活动在豫鲁一带的族群，所以，蜀山湖的名字，很可能就是古蜀人留下的“祖地印记”。
蜀山湖
还有就是“益”字的传承，山东青州古称“益都”，这个名字早在周代就有记载，而四川在汉代被设为“益州”，“益”字的沿用绝非偶然。
《尚书・禹贡》中记载大禹治水后“分九州，任土作贡”，青州和益州都在九州范围内，且两地出土的夏代玉器上，都刻有相似的“益”字符号。
考古学家通过甲骨文考证，“益”最初是族群图腾的象征，古蜀人西迁时将图腾对应的地名一同带走，才形成了这种跨地域的名字重合。
汉朝时的州郡划分
王号与地名的呼应更添佐证，古蜀传说中的开国君主叫蚕丛，而山东泰安恰好有座蚕尾山，山上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蚕形陶器，与三星堆出土的蚕纹玉饰造型一致。
另一位古蜀王鱼凫，对应的是山东鱼台县的凫山，当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鱼凫氏贡丝”的记载，说明这里曾是鱼凫部落的活动中心。
而且这些地名都可追溯到周代以前，这也就彻底排除了明清移民带来的可能性，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古蜀人从鲁豫地区西迁时，将祖地的地名和王号一同植入了四川盆地。
古蜀王鱼凫
另外，甲骨文的记载让这条迁徙路线更加清晰，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蜀受年”的卜辞，记录商王占卜蜀地收成并征收贡品的史实。
商代晚期的卜辞还显示，商王频繁对蜀地发动战争，仅武丁时期就有5次大规模征伐。
这种持续压迫很可能迫使蜀人西迁，而《尚书・牧誓》中“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的记载，证实了商末蜀人加入周武王联军的史实。
西迁的蜀人在战后正式定居四川，将祖地的文化印记永远留在了地名里，这些地名，实则是夏人分支迁徙的“活化石”。
四川省地形图
夏朝起源不是“非此即彼”
地名的基因密码揭示了族群迁徙的轨迹，但夏朝的起源地争议，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
传统观点里，河南豫西是最主流的候选地，《逸周书・度邑》明确记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
而伊洛河之间的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夏代晚期的宫殿群、青铜礼器和玉器，其中青铜爵的造型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盉一脉相承，无疑是夏代文明的核心区。
但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始于公元前1750年，只能对应夏代晚期，更早的夏代起源仍无定论。
二里头遗址
此外，山西晋南的陶寺遗址也曾一度冲击“夏都”地位，这座距今4300-3900年的遗址，出土了彩绘龙纹陶盘、青铜铃和文字符号。
考古学家根据“尧都平阳”的记载，推测这里曾是尧舜禹时期的都城，陶寺遗址的玉器工艺与二里头高度相似，而其年代又早于二里头，似乎能填补夏代早期的空白。
但问题在于，陶寺遗址的文化堆积中，没有发现夏代标志性的牙璋和青铜鼎，且遗址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突然废弃，与夏代延续四百年的记载不符，更可能是与夏并存的方国都城。
陶寺遗址
四川的候选资格也有争议，《蜀王本纪》“禹生石纽”的记载指向汶川，但《四夷传》明确西羌是与夏并存的少数民族，并非夏人祖先。
但无论如何，这些争议都恰恰说明，夏朝起源不是单一区域的“独角戏”，而是多区域文化融合的结果，这也正是三星堆文明的特质。
夏朝时期古画
结语
夏朝作为中国首个王朝，其起源的模糊性恰恰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它不是某一个族群的“独角戏”，而是北方、中原、西南等多个区域文化，通过迁徙、交流、融合形成的共同体。
这种“多元融合”的特质，从夏代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信息来源：三星堆，又有重大发现！
极目新闻 202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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