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江苏南通，集市上人来人往，吆喝声此起彼伏。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常。
就在一栋青砖民房里，一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地下党秘密会议正在紧张进行。
突然，窗外传来一声小贩的吆喝：“卖糖咯——”
声音沙哑，拖着长音，没什么特别。
但几秒钟后，第二声吆喝响起，调子猛然拔高，短促又带着急颤。
屋内的会议负责人沈惠民脸色骤变，压低声音吼道：“有情况，快转移！”
“老实人”的伪装
这个喊着卖糖的小贩，名叫沈忠儒，时年54岁，一个土生土长的南通农民。
你看他的履历，简直是“普通”的代名词：放过牛、挑过担、卖过杂糖，性格内向寡言，见人甚至会低头。
在邻里乡亲眼中，他就是个再老实不过的庄稼汉。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
一个如此重要的警戒任务，为什么会交给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大叔？
这恰恰是整个计划最高明的地方。
1946年的南通，政治空气已经凝固到了冰点。
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后，在华东地区展开了疯狂的“清剿”。
仅在南通，国民党就设立了绥靖公署，军警、特务像疯狗一样四处搜捕地下党员。
根据史料记载，1946年下半年，通海区就有12处地下据点被破坏，形势岌岌可危。
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任何一个看起来“精明能干”的人，都可能成为重点怀疑对象。
而沈忠儒的“普通”，就是他最坚实的伪装，最强大的武器。
一声呐喊，两种结局
当天上午10点多，川港镇的集市正值热闹。
沈忠儒的眼睛看似盯着自己的糖板，余光却像雷达一样扫描着周围。
很快，目标出现了。
一个穿灰色绸缎长衫、戴着金表的男人在会议地点附近晃悠，眼神飘忽不定，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这是特务的典型特征。
紧接着，街口又出现了四个穿短打的汉子，袖口鼓鼓囊囊，明显藏着武器。
他们分散在不同位置，但视线都若有若无地锁定着那栋青砖民房。
沈忠儒心中一沉，这是侦查哨，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
此时，绕到后院去报信已经绝无可能。
唯一的选择，就是启动那个用声音作为武器的A计划。
他深吸一口气，朝着民房的方向，发出了第一声吆喝：“卖糖咯——”。
声音沙哑、迟缓，完全符合一个疲惫小贩的形象，这是“安全”的信号，也是为了让屋内的同志们注意到他的存在。
几秒钟的停顿，仿佛一个世纪那么长。
随即，第二声吆喝冲口而出，声音急促、尖锐，尾音甚至带着颤抖。
这种剧烈的反差，在嘈杂的集市中形成了一种极其刺耳的“异常”。
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只会觉得这个小贩嗓子劈了；但对于屋内的沈惠民等人来说，这无异于拉响了最高级别的警报。
这一声呐喊，瞬间划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在民房内，沈惠民听到第二声叫卖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下令撤退。
同志们的反应快如闪电：有人卷起桌上的文件塞进怀里，有人直接将机密材料塞进灶膛点燃，有人踢倒桌椅制造障碍，甚至有人泼了油灯制造混乱。
整个过程虽然紧张，但井然有序。
当国民党士兵踹开大门冲进来时，面对的只是一个空无一人、满地狼藉的屋子。
所有与会人员，已经从后院的小巷成功脱身。
一次足以摧毁整个地区地下组织的围捕，彻底扑空。
而在民房外，却是另一番悲壮的景象。
沈忠儒喊完信号，本可以混入逃散的人群中撤离。
偏偏就在这时，一个不懂事的小孩跑过来，哭着闹着要买他那个歪歪扭扭的糖老虎。
就这么一耽搁，循着声音冲过来的国民党士兵已经将他团团围住。
被捕后，沈忠儒被带走审讯。
无论敌人如何严刑逼供，他都只有一句话：“我就是个卖糖的。”
士兵从他的糖担里搜出了那根削尖的枣木棍，这成了他“通匪”的铁证。
他被折磨了整整一晚，脸部严重浮肿，衣服被鲜血浸透，但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
审讯的特务都不得不承认，这个老头“嘴比石头还硬”。
第二天，他被两个士兵架着，拖向镇外的荒地。
据后来目睹的乡亲回忆，他当时低声说了一句：“糖还没卖完呢。”
随后，枪声响起。
沈忠儒用自己的“不专业”，完成了一次最专业的潜伏；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同志们的安全。
他的任务，在发出信号的那一刻已经胜利完成，而他自己，则成了这场胜利唯一的代价。
几天后，地下党同志才打听到他牺牲的消息。
有人在镇外的新土堆旁，发现了他那顶破旧的草帽，摔碎的麦芽糖，和那根沾着泥土的枣木棍。
这些无声的遗物，拼凑出了一个无名英雄最后的悲壮。
据说从那以后，川港镇的集市上，再也没有人把“卖糖”当作吆喝词。
这成了一种民间自发的、沉默的纪念。
一个人的牺牲，改变了一座小镇一个行业的习惯，这或许是对英雄最深刻的铭记。
南通解放后，沈忠儒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名字和事迹，被刻在了纪念碑上，也写进了党史。
参考资料：
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南通中共地方史（1921-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南通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编：《南通革命烈士档案·沈忠儒卷》（档案编号：NTLS-1946-087），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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