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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级，亦称品阶，是官员权利和地位的标志。清代实行九品十八级制度，规定大兴、宛平二京县知县为正六品，其余诸县皆为正七品。
知县作为外省官员，清初只能“按品给与俸银”。具体而言，正六品的京县知县岁俸60两，正七品的外县知县岁俸45两。知县岁俸虽低，然开支甚巨。知县开支主要内容为：
其一，养家。清制，知县可携带眷属随任住县衙门，称为内衙。
其二，聘请幕友，蓄养长随。清代州县乃“一人政府”，实行正印官“独任制”。知县必须聘用幕友，蓄养长随，才能有效行政。而幕友，尤其是刑名、钱谷幕友的薪酬颇丰，且不断提高。瞿同祖考察认为，1750年代，刑名、钱谷幕友的年薪酬分别可达260和220两白银，1780年代已升至每年800两白银，至清末高达2000两。
其三，摊捐。知县必须“捐献”的摊捐有：上级衙门的办公费，前任知县的历年亏空等。据江苏省如皋县的一本交代册记载，该县某年的摊捐总额超过了2700两白银，其中500两捐给了通州直隶厅衙门。
其四，送往迎来。知县还应招待途经其地的上司或上级差官，必须向他们提供住宿、供备、膳食，甚至上司离境时，知县照例须致送赠别礼物。此外，上司的僚属、衙役、长随等等还常索要钱财。
其五，陋规。知县在与上级衙门的职员打交道时，还不得不向他们致送五花八门的“陋规”，如给门房送“门费”，给衙役和长随送“茶钱”，在呈交报告、或解递官银、转交文书档案时给书吏们馈送规费。
此外，知县们还不得不在上司到任、寿庆、节假日向上司们致送例费和礼物，尽管律例明确禁止。
外县知县年仅45两的正俸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如此巨大而且又不得不承受的开支，因此，他们只有千方百计地筹措、转嫁，其对象只能是自己辖县内的下属官吏和百姓，尤以后者为主。这样，在一县之内，知县一方面向衙役、书吏、甚至县丞、主簿、典史等佐杂官收取形形色色的陋规；另一方面，直接向百姓或明或暗地收取各种各样的陋规。总之，知县承担的巨额开支最终转嫁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平民百姓身上，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陋规，如“火耗”、“平籴”、“鼠尾耗”、“升米耗”、“仓场耗”等。这样既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更使吏治日趋腐败。因此，雍正年间，清廷在确定耗羡比例，推行耗羡归公地基础上，实行养廉银制度，即把耗羡银中的一部分，发给各级官员，以为养廉之用。“养廉者，君恩豢养以呵保其廉隅也”。同时，严厉禁革以前一切陋规，如《南部档案》载云：
养廉银的推行，解决了外省官员入难敷出的燃眉之急，受到了外省官员的广泛欢迎，并确实收到了一些“廉”效。但清代“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只取一分，此外不收，便是好官”。“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当然，亦有知县捐养廉银办学，如南部县知县张九章“临去，自捐廉俸三千金，属设幼艺局，其遗爱若此”。河南内乡县知县徐荀龙“捐廉俸构味经书院十余间，生童来学者每月给膏火钱五钱，远方会课诸生亦酌给纸笔”。
来源：节选自蔡东洲等著 ：《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转自：方志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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