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中国共产党重点栽培对象黄第洪从苏联受训回国，途经上海。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他联络，准备安排他去江西苏区。哪里知道黄第洪排斥苏区的艰苦环境，回国是心不甘情不愿，并且对革命前景悲观，密函蒋介石出卖了见面地点，准备用周恩来作为他的“投名状”，换取富贵之路。
黄第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与蒋介石有师生之情。蒋介石非常重视黄第洪的投诚，指令特务头子徐恩曾亲自负责此事，务必抓获匪首周恩来。徐恩曾不敢怠慢，派遣亲信杨登瀛去执行这次抓捕，特意叮嘱：“这次若能抓到周恩来，你我大功一件。”
徐恩曾千算万算，就是没有想到杨登瀛是中央特科在中统的潜伏特工。杨登瀛获悉后迅速将黄第洪已叛变的情报传递出去，周恩来在已经出门的情况下被及时追回，避免了一场能改写中国近代史的危局。事后为了防止黄第洪造成更大的破坏，杨登瀛把黄第洪的住址传递给了中央特科，当晚顾顺章带人假扮军统特工，以请客吃饭的理由，把黄第洪控制住。
中央特科动作迅猛，处理得干净利落，搞得徐恩曾发现黄第洪消失后，第一反应是黄第洪假投诚，故意跑来扰乱军统视线的，大骂黄第洪其心可诛。殊不知此刻的黄第洪已经被装进麻袋，扔进滚滚的黄浦江喂王八了。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有两个传奇特工，一个是潜伏到侵华日军总部，职位做到仅次于汪精卫的“五重间谍”袁殊，另一个就是“双面间谍”杨登瀛，他是中央特科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职位最高的红色特工，权力在上海只手遮天。比较奇怪的一点，杨登瀛为中共中央服务，但却拒绝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登瀛出生在1893年广东省香山县前山，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定居日本多年。他精通日语，对日本政界、经济、文化了如指掌，尤其是日本的风俗业，也有过深入了解，多次亲力亲为，其生活作风几乎完全“日本化”。
1919年，26岁的杨登瀛横渡怒海回国。杨登瀛回国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家境殷实，但整日在日本无所事事，吃喝玩乐，被父母视为不能长久；二是他在海关任职的亲戚退休了，推荐他进入海关工作，这可是一个超级肥差。因为那是一个人治的年代，关税缴纳的标准和多少，海关人员有很大的话语权。
民国初期，中国海关被外国列强通过满清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控制，因为常年需要和本地商贩打交道，他们急需精通外语的本地人。同时期中国的文盲率约占人口的80%，精通外语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杨登瀛精通多国语言，会中文、日语、英语，非常受欢迎，而且他本身还是一个非常善于交际的人，荤素不忌且精通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法，有他在的宴席绝对是各方尽兴、宾至如归。
杨登瀛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和上海青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巡捕房打交道，他们一起喝花酒，逛窑子，交流哪里又来了新姑娘，滋味如何，又解锁了什么新技能……嗨得不亦乐乎。再加上杨登瀛本人豪爽大方，经常做东，在上海滩非常“兜得转”，呼朋唤友，成了十里洋场的交际花。
杨登瀛在这段声色犬马或叫年少轻狂的日子里，认识了两个后来足以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人物。第一个是“混”青帮的杨剑虹，杨剑虹当时孤身一人闯上海，随加入青帮但只是一个小喽啰，为了糊口在书店卖书；第二个是共产党人陈养山，后面会细讲。
杨剑虹和杨登瀛都是广东香山县老乡，还同姓杨，五百年前是一家。相对于在上海体验生活的杨登瀛而言，杨剑虹很穷，于是杨登瀛就收留了杨剑虹，两人在一个屋子吃饭、睡觉，还一起出去逛青楼，当然是杨登瀛请客，成了莫逆之交。
杨剑虹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没混出名堂后，决定南下广东寻找机会。所谓树挪死，人挪活，杨剑虹在广东遇到了贵人陈立夫，他敢打敢拼很快得到陈立夫的重用。
上海当时租界云立，各国势力在此盘根交错、错综复杂，上海成为各国间谍云集的地方，尤其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全面改为武装斗争，并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
为了抗衡中央特科和日本特高课在上海日益猖獗的情报活动。1928年春，国民党组建了情报组织中统，并将上海列为重中之重。为了尽快打开局面，中统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决定就地取材，拉拢青帮力量，于是指派有青帮背景的杨剑虹作为特派员，到上海组建新的特务机构调查科。
杨剑虹名头只是特派员，但权力很大，统管中统在上海的所有资金、人员、决断，调查谁和枪毙谁全部他说了算。
杨剑虹走马上任后立刻想到了杨登瀛，好兄弟自然要互相帮扶，现在自己“衣锦还乡”，岂能忘了当初一起“同吃同住同上青楼”的好兄弟，更何况杨登瀛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在租界当局中有很多朋友，消息灵通，天生搞情报工作的好手。
杨剑虹把杨登瀛安排为自己的副手，在上海调查科里是一人之下，其他人之上。杨登瀛同意了，但声明工作只是负责交接和打探情报，不涉及诸如暗杀、抓捕和审讯等暗黑手段。
有了国民党调查科的背景和身份，杨登瀛在上海滩更是如鱼得水，甚至至关重要。
当时民国政府通过谈判，已经逐渐拿回部分关税自主权。民国政府因为财政困境，稽查走私的力度非常大，让不少商人无法钻空子。为了牟利，他们利用租界走私，不少公职人员也参与其中。
最严重一次英国巡捕房的数名职员在码头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人赃俱获，这件事搞不好会演变成外交冲突，英国巡捕房的西探长兰普逊担心影响前途，通过同乡找到杨登瀛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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