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西方主流媒体专栏与政治演说中反复出现的论点坚持认为：
这一叙事巧妙地将问题的核心从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占领、对加沙的封锁与土地蚕食，转移至巴勒斯坦人“拒绝接受现实”的心理状态。
该论调的吸引力在于其简化的道德叙事。它将百年来的殖民剥夺、战争与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一个民族固执于过去的道德缺陷。
它暗示巴勒斯坦人必须在坚守历史与选择“务实未来”之间做出抉择。
将巴勒斯坦人描绘为沉溺于幻想，实则是彻底抹除了塑造他们现实生活的物质条件——1948年至今流离失所的家庭并非活在神话里，他们至今仍居住在黎巴嫩、约旦与加沙拥挤的难民营中，承受无国籍状态与行动封锁的日常。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即便在本月初所谓“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死亡仍在持续堆积，不平等急剧加深：
汗尤尼斯那个多次目睹家园被毁的孩子，所承受的并非虚构的怨恨，而是一种将她生命视为可交易筹码的政治秩序所带来的真实后果。
有人常以二战后欧洲为例，称当时被逐出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族人放弃了返乡诉求，以此类比巴勒斯坦人应有的“妥协”。
然而这一类比无法成立——欧洲的稳定不仅建立在对人口迁移的接受，更基于暴力的终止、相互主权的承认，以及德国放弃征服野心。而巴勒斯坦人既未迎来暴力终结，也未获得主权承认，更未被允许停止被持续征服的过程。
更具讽刺的是，这类论述从未要求以色列“接受现实”——即国际法认定其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兴建定居点为非法、联合国屡次要求其撤出被占领土的决议，以及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无限期承受轰炸、封锁与管制却仍保持沉默的现实。
相反，所有适应的压力皆由被占领者承担，而占领者反而要求对方承认其占领的永久性——这正是殖民逻辑的本质。
巴勒斯坦人所谓的“固执”，实为对平等尊严的坚守。
要求他们放弃回归权，同时坐视以色列继续在占领区扩建定居点，无异于认可一种基于种族隔离的羞辱性等级制度——那些检查站、隔离墙与军事法庭即是明证。
而以色列部长近年更公开宣称将吞并加沙，并持续支持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
“巴勒斯坦幻想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其道德上的高度不对称：它要求一个民族彻底遗忘，却允许另一个民族永远铭记。
这构成一种惊人的双重标准：某类人的纪念是神圣的，另一类人的纪念却被视作危险。
这种强制性的历史失忆，正是体制性压迫的延续。截至2024年12月，以色列关押着近万名巴勒斯坦政治犯，其中相当比例为青少年与女性，约35%未经正式审判。
自1967年以来，已有约100万巴勒斯坦人经历过监禁——相当于总人口的20%。
每五个巴勒斯坦人中，即有一人曾身陷囹圄。这种以“安全”为名的大规模囚禁，已成为占领结构中世代相传的控制手段。
和平并不要求巴勒斯坦人放弃历史，而是需要一个能让他们在当下活得有尊严的体系：这包括终结军事占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承认两个民族拥有平等、免于统治、共享安全的权利。
坚持相反的观点，并非推动和平，而是将残酷的不平等包装成“务实”，实则延续偏执与压迫。
真正的悲剧，不在于巴勒斯坦人拒绝遗忘过去，而在于他们每一天，都仍被迫活在那个过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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