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清朝知县管着一个县，权力很大。
实际上，知县连手下有多少衙役都搞不清楚。
这不是笑话，这是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壹》——
一个知县配5个官员，谁来干活？
康熙四十年，山东新上任的知县第一天点卯，衙门里站了一百多号人，知县问师爷：这些都是谁？师爷答：衙役，知县又问：县里一共多少衙役？
师爷愣住了，这不是个案。
整个清朝，全国约2.7万名文武官员，其中文官只有2万人，1500个州县，平均每个州县只有5名正式官员，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再加一个教谕。
就这么几个人，一个县少则几万人，多则十几万人。
5个官员怎么管？答案是：靠衙役，但衙役不是官，没有编制，没有品级，朝廷不发工资，他们的身份介于官与民之间，更接近贱民。
《大清律例》里明确规定：衙役子孙三代不得参加科举。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朝廷不给钱，又要人干活，衙役不拿工资，却要养家糊口，你说他们怎么办？只能自己想办法搞钱。
于是就出现了替身充数的现象。
有钱人出钱雇穷人顶替，真正的衙役在外面做生意，或者干脆躺在家里收钱，知县根本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
只要有人来点卯，有人干活，就行了。
更离谱的是人数，朝廷规定一个县衙役编制是一百人，但实际上，有的县衙役多达三四百人，这些多出来的人是哪来的？
有的是衙役自己找来的帮手，有的是官员私下招的人。
有的干脆就是混进来的，知县想清点人数？不可能，因为衙役们会互相通气，今天张三来点卯，明天李四来点卯，后天王五来点卯。
反正都穿一样的衣服，知县也认不出来。
七品知县年俸银45两，一个月3两多银子，雇一个幕僚，至少月薪20两，知县自己的工资连幕僚工资的零头都不够，这还怎么管理衙役？
康熙晚年，吏治松弛到什么程度？
官员不管事，幕友和书吏说了算，康熙末年的一个案子很说明问题，一个漕运坐粮厅的书吏，不到10年贪污了40多万两银子，怎么贪的？
他掌管文书，运丁要交粮，必须经过他的手。
不给钱？文书上做手脚，你的粮食就"不合格"，这个书吏被抓的时候，家里搜出的银子装满了整整三间屋子，康熙知道吗？知道，但他不管。
——《贰》——
康熙放任，雍正整顿，乾隆又乱了
他对即将赴任的河南巡抚鹿祐说："所谓廉吏，也不是一文钱不拿，如果什么都不收，官员怎么生活？家人、衙役怎么养活？州县官只收一成火耗，其他不拿，就算好官了。"
皇帝都这么说了，谁还守规矩？
到康熙晚年，有的地方火耗加征到了七八成，本来该交100两银子，实际要交170两、180两，多出来的钱去哪了？官员和衙役分了。
雍正一上台就看不下去了。
他在藩邸待了40多年，什么猫腻没见过？雍正元年开始整顿，核心就是两条：耗羡归公，发养廉银，什么意思？以前官员私下加征的火耗，现在归朝廷管。
朝廷统一收上来，然后按比例发给官员，叫养廉银。
知县一年能拿到几百两，知府能拿到上万两，官员工资涨了十几倍，按说这下该老实了吧？没用，因为雍正的改革不彻底。
第一，火耗还在征，只是从私征变成了公征。
具体征多少，朝廷也没规定死，还是各地自己定，第二，养廉银虽然多，但花销也大了，官场应酬越来越多，送礼的名目越来越多。
一个知县一年收入几百两养廉银，光送礼就要花掉一大半。
第三，账目不透明，征上来的火耗怎么分配，全是官员自己说了算，养廉银发多少，办公费用多少，谁也查不清。
所以雍正死后，乾隆一朝，老问题又回来了。
乾隆中期以后，浮收、勒折又开始泛滥，浮收是什么？收税时用加重的砝码，或者用大斗大秤，老百姓交100斤粮食，官府秤上一称，变成了120斤。
多出来的20斤，归衙役，勒折更狠。
银子和铜钱的比价本来是1两银子换1200文铜钱，但到了县衙门口，变成了1两银子换2500文铜钱，老百姓要交1两银子的税，必须拿2500文铜钱来。
差价全进了官员和衙役的口袋。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有的地方浮收勒折加起来，比正税还多，老百姓交1两银子的税，实际要掏出2两甚至3两，知县管不管？管不了。
因为知县自己也要靠这个活。
养廉银不够花，办公经费不够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叁》——
陋规变规矩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贪污在清朝竟然形成了一套规矩，这套规矩有个专门的名字：陋规，陋规是什么？就是官员、衙役通过收贿赂、浮收多征来的钱，按说这是犯法的。
但因为时间长了，大家都收，都送，就变成了不成文的规矩。
送礼的名目多到离谱，冬天送礼叫"炭敬"，说是给官员买炭取暖的，夏天送礼叫"冰敬"，说是给官员买冰消暑的，官员调任，送"别敬"。
官员路过，送"程仪"，过年送"年敬"，过节送"节敬"。
家里有喜事，送"喜敬"，连打点门房的钱，都有专门的名字，叫"门敬"，礼单上的用语也很讲究，送300两银子，不能直接写"银300两"。
要写"毛诗一部"，为什么？因为《毛诗》有300篇。
更绝的是，送多少都有规矩，什么级别的官送什么级别的官，送多少钱，都有不成文的标准，送少了，人家觉得你不懂事，送多了，人家反而害怕。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衙役赌博。
嘉庆十三年闰五月，管理营房的旗员兴国保跟手下的马甲们聚赌，兴国保输了钱不还，马甲要钱，兴国保一生气，让人拿鞭子抽马甲。
这事闹到了嘉庆皇帝那里。
按规定，兴国保该革职、枷号、杖责，但嘉庆觉得这处罚太轻了，直接把兴国保发配到吉林充当苦差，皇帝这么严厉处置，有用吗？没用。
因为京城的赌风不仅没停，反而越来越盛。
大臣的轿夫都敢公开开赌场，为什么？因为有主子撑腰，谁敢动他们？嘉庆后来抓了几个开赌场的轿夫，连他们主子一起处罚了。
涉及的人里，有几个枢阁重臣和皇族勋贵。
但赌风依然刹不住，为什么？因为衙役没有正常收入来源，朝廷不给工资，他们只能靠陋规活着，陋规来路不正，存不下钱，就只能赌。
赌赢了，大吃大喝，赌输了，再去找老百姓要。
这是个死循环，陋规不仅衙役收，官员也收，而且官员收得更狠，户部、工部的官员，陋规收得最多，为什么？因为他们掌管财政审批。
各省报账要经过户部，工程结算要经过工部，不给"部费"？账就卡在那里。
——《肆》——
卖官、加税，一个王朝的末路
所以清朝有个说法：金工部，银户部，意思是工部、户部是肥缺，地方官之间也互相送陋规，督抚、藩司、道台、知府、知县，一级一级往上送。
不送？考核就过不了，升迁就没希望。
到了道光年间，陋规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大家都知道，都默认，谁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道光三十年，朝廷的一份密奏里写道："捐班之道、府、州、县官已居天下官十分之半。"
什么意思？全国一半的官员，是花钱买来的官位。
为什么要卖官？因为朝廷没钱了，清朝皇帝有个祖训："永不加赋。"意思是不能增加老百姓的税负，这本来是好事，但问题是，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大，不加税，钱从哪来？
卖官，道光皇帝自己都说："我知道捐班不好，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但是没办法，经费实在没地方出。"花钱买官的人是什么心态？
本钱都投进去了，当然要捞回来。
而且还要连本带利一起捞，所以这些捐班官员，贪起来比谁都狠，除了卖官，朝廷还有一招：加税，说好的"永不加赋"呢？
朝廷不直接加，但换个名目加。
咸丰三年开始征厘金，名义上是向商人征收百分之一的货税，实际上呢？大多数省份收4%到10%，有的地方收到20%。
老百姓要买东西，商人把税摊到商品价格里，最后还是老百姓承担。
到了晚清，各种苛捐杂税多得数不清，房捐、车捐、竹木捐、猪捐、肉捐、酒捐、米捐、船捐、硝捐、铺捐。
还有烟茶糖统税、煤炭统税、丝绸统税、木植统税、纸张统税、印花税。
一个老百姓，从早到晚，干什么都要交税，有的地方，税收得太狠，差点引发民变，这时候的衙役呢？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因为老百姓被榨干了，他们能收上来的陋规也越来越少。
而且上面的官员胃口越来越大，下面的衙役能分到的越来越少，所以到了晚清，很多衙役干脆不干了，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推行警察制度。
开始裁撤衙役，改用警察，这套延续了几百年的制度，终于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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