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新潮：40年，中国文化遗产理念的进步|40年，中国文化遗产理念的进步|世界遗产|国家文物局|宋新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25年9月22日下午，第十届清华同衡学术周主题分论坛“世界遗产·四十载同行”隆重召开。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China）理事长宋新潮以《40年，中国文化遗产理念的进步》为题发表主旨报告，回顾了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40年发展历程，分享了中国如何构建起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理念的过程。

宋新潮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

1. 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开启文化遗产保护新篇章

20世纪中叶，因战争破坏与战后大规模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建设，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普遍受到威胁，随着全球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旨在确保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和自然瑰宝能够得到有效保护，并完整地传承给子孙后代。

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官员致函希望中国能够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5年，侯仁之、郑效燮、阳含熙、罗哲文等正式提交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政协提案，同年，该项提案获得全国人大批准，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这一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成员，也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开辟了新的道路。

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中国迅速展开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1987年，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和泰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

40年来，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不断开拓前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2025年7月11日，在巴黎召开的教科文组织第47届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达60项，其中文化遗产41项、自然遗产15项、混合遗产4项，位居世界第二。

教科文组织第47届大会现场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分布图

2. 国际交流与合作持续深化

（1）国家文物局主导的国际文物保护合作项目

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中国国家文物局积极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培训活动，如1993年与盖蒂联合举办石窟寺遗址管理云冈培训班、1995年与教科文组织合作清西陵木结构培训班。

此外，通过多项重要的国际合作，如陕西省与德国巴伐利亚、意大利修复中心的合作，以及教科文组织开展的唐大明宫含元殿保护、龙门石窟保护、新疆石窟保护等外援项目，将我国传统与国际经验相结合，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形成科学方法与科学程序。

石窟寺遗址管理云冈培训班

（2）参与国际申遗相关的主题研究——丝绸之路主题研究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中国积极支持并参与了5次大规模国际联合考察。自2002年起，我国与中亚多个国家共同讨论潜在遗址清单和申遗计划，并对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行策略研究。至2013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首例跨国联合申遗项目，也是全球范围内第一段列入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遗产。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

宋新潮理事长指出，通过“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世界对丝绸之路的概念认知发生了转变，即丝绸之路并非一条路，而是连接东方、西方以及中亚地区的网络体系，由约54条道路构成，并分为主要与次要道路，体现了人类之间的文化的交互。

丝绸之路网络体系

（3）参与国际有关遗产申报的主题研究——亚洲茶景观主题研究

2016年，ICOMOS策划开启“全球茶文化景观主题研究”项目，并将研究重点放大至亚洲地区，明确为“亚洲茶文化景观主题研究”。由西班牙文化景观遗产专家莫妮卡·卢恩戈牵头，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七国共同参与本次主题研究。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深度参与了该研究报告的编写工作。

《茶文化景观研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与《亚洲茶景观主题研究》

2019年，为继续推动“亚洲茶文化景观主题研究”，在云南景迈山召开了“景迈茶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为景迈山文化景观申遗奠定了深厚基础，也为“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找到实现的路径。至2023年，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全球“三大非酒精饮品”（茶、咖啡、可可）中没有茶类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3. 国际保护遗产理念的持续中国化

20世纪上半叶，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成型时期，也是这一体系进入中国的时期。1930年，民国政府颁布了《古物保存法》，其吸收了大量国际遗产保护理念，主动将国际通行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如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傅汝霖协助翻译《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世界遗产公约》诞生后，诸多国内学者都在国际文件、《世界遗产公约》及操作指南的影响下，致力于向国内传播国际遗产保护理念，如建筑理论学家陈志华经过对《威尼斯宪章》系统深刻的认识，在清华开设“文物建筑保护理论课程”，并翻译介绍有关国际文物保护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等重要文献；建设部建筑科学研究院王瑞珠从建筑史的角度也介绍了欧洲文物建筑的保护历程、理论发展和保护实践。

由此可见，我国文物保护建立伊始，便具有国际理念与本土经验相交融的特性，在宋新潮理事长看来，近代意义的文物保护理念，即我们始终走着一条国际理念与本土经验融合之路。

《古物保护法》（左）与傅汝霖先生（右）

1993年2月，国家文物局召开文物建筑保护理论研讨会，提出要加强文物建筑保护的科研和理论建设，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古建保护维修理论体系，将文物建筑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在ICOMOS的指导下，中国与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研究制定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并于2000年首次发布。《准则》归纳了中国文物保护70余年的经验，同时吸收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是我国第一个将国际理念“落地”的文件。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随着国际文物保护合作项目等实践的开展，以及对遗产保护国际文件、概念的引入，中国不断汲取国际经验，并逐步探索且形成了符合自身国情的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

4. 文化遗产概念的实践的范畴不断扩展

中国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精神，对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进行鉴定、保护、保存与展示，并积极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将众多文化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此同时，通过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化认识，我国逐步拓展了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从单体、静态的、具有突出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古物、古建筑、古遗址等，到逐渐将“文化线路”“运河遗产”“历史城镇”等《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中的新类型遗产作为申报世界遗产的重点。

在这一背景下，尽管正式的法律文件中尚没有写入新遗产类型，但在实践中，已经将上述新类型的遗产纳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体系中，比如大运河、茶马古道、哈尼梯田等，这一趋势体现出了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不断与时俱进的特征。

5. 遗产保护的管理制度不断完善

2006年，文化部颁布《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标志着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初步探索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的新阶段。办法中吸收借鉴了《操作指南》中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要求和相关概念，尤其是明确提出了要编制专门的保护管理规划。同时，《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第八条专门阐述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和执行要求，从法规层面规范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工作。《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参照《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理念，把管理规划作为保护工作的最重要环节，并贯穿保护管理工作始终。中国逐渐建立了“规划先行”的科学管理模式。

2006年起，出台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数据总表、元数据表与监测指标》等监测规范。建立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监测管理机制，以日常监测为核心基础上，建立重大干预活动监测、反应性监测和定期报告等监测预警工作制度，极大程度的提高了文物保护的管理能力与水平。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

报告最后，宋新潮理事长呼吁清华同衡等机构为行业继续培养兼具国际视野、本土情怀和新技术应用能力的人才，鼓励更多青年加入遗产保护行列，让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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