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议员、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教联会副会长邓飞表示，教育自古被视为立国之本，《礼记·学记》有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新一份《施政报告》再度把教育置于战略高度，特别提出为北部都会区“提速提效”，勾画出“北都大学城”与“国际教育枢纽”的蓝图。这既呼应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定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方向，也是香港能否吸引与留住人才的关键一步。
立法会议员、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教联会副会长邓飞
推动“留学香港”成重要策略
他指出，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新加坡、深圳等地以优惠政策积极争夺学生与科研人员，使到香港有庞大压力。考虑到本地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专上教育若只依靠本地生源，难免面对收生不足与学科发展受限。推动“留学香港”、扩大非本地生比例，已成为维持教育与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他强调，今次《施政报告》的突破之一，是把资助专上院校的非本地生自费比例上限由40%增至50%，研究院课程自资超额上限亦由100%升至120%。不但能吸引更多内地及海外优秀学子来港，也在不影响15,000个本地学额的前提下，为院校带来更多弹性，补充多元文化与科研动能，化解社会对本地生利益受损的疑虑。然而，单纯“开门迎客”并不足以令香港成为真正的国际教育枢纽，最大挑战仍在于配套是否到位。学生宿舍长期供不应求，外地生来港首要顾虑往往是住宿问题。虽然政府推出“城中学舍计划”，容许商厦或酒店改装为宿舍，甚至保留过剩地积比以鼓励兴建，但政策能否快速落实并提供足够床位，仍有待观察。若住宿问题无法解决，招生额再多也可能沦为“纸上谈兵”。
他又说，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同样需要整体战略。香港政府建议成立“留学香港专班”，并预留4,000万元资助八大加强海外招生，方向无疑正确。不过，高等教育不仅限于八大，自资院校同样承担培养人才的重要责任。若推广只集中于八大，难免削弱香港教育的多元形象。政府应让自资院校一同参与，并检视现行招生限制，让应科大等具潜力的院校在拓展内地与海外市场时能更有作为。
DSE国际化 需跨越4个关卡
他继续说，课程认受性方面亦是关键，政府提出推广香港中学文凭试（DSE）的国际认可，目前已获全球逾1,100所高校承认。然而，部分海外高校虽接受DSE，却未有清晰的分数要求，令学生难以掌握升学门槛。若能提升信息透明度，凸显DSE的价值，香港不仅能吸引更多非本地学生，亦能进一步巩固作为海外升学“跳板”的地位。
他指，教育国际化更需“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直资学校获允许增加非本地生比例，方向值得肯定，但国际招生成本高昂，学校难以单打独斗。政府若能在教育展、文化交流活动中设立“香港专区”，协助学校共同推广，便能在中小学阶段提前建立“留学香港”品牌，提升香港教育的能见度，并让更多海外学生认识香港教育的特色与优势。
记者问政府早前收紧“高才通”子女申请本地资助学位的居留条件，意在遏止所谓的“考试移民”。然而政策未落地，便连番爆出内地机构与本港学校违规“合办”DSE（中学文凭试）课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他认为，应该将DSE进一步国际化，促进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他说，“早在2018年，我便提出香港教育必须国际化，以保持香港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这一构思也成为我于2021年竞选立法会时的主要政纲之一。不过，要把DSE推出去，至少有4个关卡需要跨越。
（1）考试行政后勤，是集中在港还是分散全球。DSE国际化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全部考生来香港考试；二是像IB、A-Level等考试一样，开放给考生在当地应考。现时，DSE主要服务本地学生。考评局资料显示，2025年有约5.5万名DSE考生，其中约4.5万人是学校考生；非本地生则仅占1000人左右。这1000人对于每年相对平稳的本地考生数目来说，一切尚属可控，包括考场安排、考卷印刷量、监考人员和阅卷员数目。
“假如开放给全球考生赴港应考，由于无法掌握考生人数，所有行政安排将无法提前规划，其中最大挑战是阅卷员的安排。阅卷员除了需要具备教学年资之外，在一个学科中，对于一条长题目，通常会有两名阅卷员评阅，举例说，中英文都是必修科目，以每年约有四五万人参加考试计，阅卷人力需求，可以想见。”他说
（2）认证制度方面，要从零开始建立“DSE国际认证框架”。另一种情况，是仿效IB、A-Level、SAT、AP等考试，容许课程版权拥有地以外的地方举办考试，但这需要香港建立一套认证制度。目前只有3所内地学校（深圳培侨学校、广州暨大学校、广州民心学校）获认可为内地考场，可以在当地开考。不过，考生资格受到严格控制，只能服务港籍考生；考卷也是由香港考评局通过保安公司运送到考场，考试结束后再全部送回香港评阅。因此，香港的DSE考试很大程度是“中央集权”制。其他国际考试则是通过认证当地机构的申请，这样才能够开办相应课程或参加考试。这与我们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说，面对内地，需要与教育部门协商合作，获得他们的批准，才能够开办DSE课程及考试认证。同样地，对于海外国家的教育机构，也必须获得他们的批准，才能够设立DSE课程，甚至举行考试。这是一项庞大工程，甚至超过2000年教改时，教育局和考评局向全球游说认可DSE资格的工程量。
（3）学额分配与大学招生，必须要以公平、公信与竞争力。他说，开放考试后，考生以DSE成绩申请香港的大学时，究竟是用本地生的1.5万个名额，还是非本地生的6000个名额？这是一个相当具争议的问题。如果是前者，本地家长和学生的利益无疑将受到损害，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指出，目前，海外或内地的学生可以用DSE成绩，循非本地生的6000个名额提出申请。不过问题在于，本地大学或许更加看重内地高考、IB、A-Level、AP、SAT等国际考试成绩，这使DSE与其他考试体系形成竞争关系。加上目前每年参加DSE的考生大约只有四五万，而内地高考则有逾1000万人参加，A-Level（包括IGCSE和GCE A-Level）也有逾100万人。DSE与动辄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考生计的考试比较，后者的竞争明显激烈得多。能否说服本地大学接受非本地生用DSE成绩报读而占优，确实存疑。故此，将DSE国际化，无疑是把DSE置于更尖锐的国际竞争中。
（4）是否另设“IDSE”，实行两轨还是一证多地。他指出，有观点认为应该另设DSE国际课程，即“IDSE”。这种做法类似GCSE和IGCSE。GCSE针对的是14至16岁英国本地学生，而IGCSE则是为国际学生设计的同等级别考试。虽然这样的设计可以划分两批考生，惟难免造成比较，容易引发本地考生与非本地生之间的矛盾，质疑两个课程的考核标准不一致。因此，这个问题须仔细研究，GCSE和IGCSE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相对成熟，可以参考。
他更笑说，另一个相关问题是，不少内地学生透过内地的DSE教育机构，以自修生身分报考香港DSE，但他们并不是为了进入香港的大学，而是报考那些承认DSE的海外大学，相关大学名册全都载于考评局官网。不过，这些教育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学生使用DSE成绩报读海外大学，同时又获得取录，尤其是知名大学，那么这对香港DSE的国际化将大有裨益。
他又对记者说， 同属国际教育枢纽建设的另一项建议，是教育局将以试点形式，容许直资学校申请上调班级数目及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然而，当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里所指的招收非本地生，只限于海外学生，而非MMT学生（内地、澳门、台湾），事实上，海外学生与MMT生比例不对等的政策，至今未变。其次，若要直资学校独自到海外宣传收生，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希望当局可以在这一节点提供更多具体细节，让直资学校能够真正“走出去”推广香港教育，同时把更多海外学生“引进来”，这样将有利于拓展“留学香港”品牌至基础教育阶段，以更全面地打造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作者：本刊主笔 何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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