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16日的上海，日籍中共特工中西功被日本特务逮捕。
被捕的第一天，面对残酷的审讯，他咬牙死扛。
可就在第二天，他做出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选择：主动招供。
敌人以为他是屈服于酷刑，直到事后，众人才知他的高明之处。
中西功到底是谁？他为何选择主动招供？他的高明之处又体现在哪？
间谍学校
1910年，日本三重县一个靠山吃山的小村庄，诞下了一个瘦弱的男婴，他就是中西功。
家境贫寒的他，从小学习异常勤奋。
十九岁那年，中西功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船只。
当时日本政府为深入中国事务，在上海创设了一所名叫“东亚同文书院”的学校。
这所学校表面上是中日文化交流机构，实则是一所标准的“谍报工厂”。
能进入这里的学生，都是经过军方多轮审查和考核的“尖子”。
他们被视为未来的“国家中坚”，肩负着侵华使命。
同文书院的课程安排，远比一般学校更加严苛且隐秘。
表面上，他们学习经济、语言、历史，课堂讨论风生水起。
私下他们却练习枪械、化学试验、撬锁开锁、特工心理学，甚至还有如何在公共场合“不露声色地换装”课程。
教学楼内藏着特设的训练室，学生需要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分解并重新组装手枪。
速度不达标就要重来，直到手指磨出血泡也不许停下。
每一位学生，毕业时都要通过一套军方特设的实战演练。
成功者授予秘密间谍编号，失败者则会被“调整分配”，永不提及。
中西功起初并不明白身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只觉得这所学校管得比一般大学更严些。
可随着一次次训练任务的推进，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所学的是间谍课程。
在多次模拟实战中，他扮演商人、记者、教师、外交官。
他能够迅速模仿出任何角色，滴水不漏。
他的冷静、沉稳与精通中文，让他在一众同侪中脱颖而出，很快获得“模范生”的称号，甚至被推荐直接进入“谍报分析室”实习。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学校里一位特殊的教师：王学文。
表面上他教授中国近代史，实则是我党在上海布置的一名秘密党员。
他总是以冷静的语气、扎实的材料，一点点剖开日本对中国的压迫与掠夺。
在王学文的影响下，中西功开始悄悄翻阅马列主义著作，夜晚点着小灯偷偷记笔记。
传递情报
在一次与挚友白井行幸和水野成密谈时，中西功低声说：“我们不能继续沉默。”
他们都是从同文书院一路走来的“优秀生”，在日军眼中是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
但正是在王学文教授的引导下，这三人悄然走到了体制的对立面，萌生了共同的信仰。
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组织，一个不再为侵略服务的组织：“日支斗争同盟”。
他们设立了秘密会议点，利用在校的便利条件印刷并偷偷传播反战传单。
他们把王学文讲过的内容汇总成小册子，偷偷放进同文书院图书馆里的《东亚日报》夹缝中。
他们混进上海的日本侨民区，试图唤起更多日本青年对战争真相的反思。
他们还利用与“满铁”高层的关系，设法打探日本军方的动向，然后再传递出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整个中国震动。
中西功主动发起反对“派遣士官生参观上海战区”的游行，并在第一线分发传单。
他写道：“你的长官在欺骗你，你为天皇去死，换来的只是一纸战报，而你的父母却在家中等你归来。”
这一举动，直接触怒了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他被特高课逮捕，关押了九天。
九天的牢狱生活没有摧毁他，反而坚定了他“走到底”的决心。
出狱后，他被勒令休学一年，这一年成了他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
他潜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与地下党接头人秘密见面，学习密码术和情报撰写技巧。
他开始参与我党地下印刷组织，负责将一些日文材料转译成中文，再传播至周边工人和青年群体中。
“日支斗争同盟”的秘密网络日益扩展，王学文将他们引荐给了中共上海情报系统，自此，中西功正式进入了组织体系之中。
他游走于军部、财团与谍报机构之间，一边向上汇报“伪造”的情报，一边将真实的战略资料源源不断送往延安。
绝命周旋
1938年春，中西功担任“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的主任，深受日本高层信任。
但他却有一个绝不为人知的身份：中共的秘密党员。
中西功每天的工作，是整理各类军事和经济情报。
他从伪装成报表的文件中提取日军南进北伐的真实动向，再将这些秘密送入延安。
他的办公室就设在“满铁”上海分社的调查部内，三楼一间朝南的屋子，靠窗的办公桌旁摆着一只黑色公文包和一盏老式台灯。
谁也不会想到，那盏灯底座下方藏着一个空心夹层，里面常年放着一包特制的香烟。
而香烟盒中夹藏的，便是一张张用特种水印纸书写的情报。
这些情报包含了日军对华作战方向、战区布防、军需调配乃至军机密电内容。
他走过街头某个卖烟的小摊时，随手递给小贩一包香烟。
这包香烟被接头人捡起后迅速拆解，取出情报纸，再用同样方式传递到下一位手中，最后送达延安。
1941年初秋，日军南进形势日益紧张。
中共方面急需判断日本是否将联手德国攻打苏联，还是转向太平洋战线，直接进攻东南亚与美国。
中西功临危受命，冒险重返日本，进入军令部所属的文职体系，以“对华战略研究顾问”身份参与机密会议。
他从一次军事记者聚餐中得知：日本内阁已于8月决定不北进苏联，而是准备向南扩张，并决定12月8日偷袭美国珍珠港！
中西功在旅馆里伏案一整夜，把偷袭日期、作战部署、舰队调度时间等信息浓缩成一页密文。
随后他用特制水笔写在透明纸上，夹入香烟中带回上海。
几天后，这条信息经由中共特科转交国民党情报系统，最终辗转送至美国驻华大使馆。
遗憾的是，美国方面根本不信一个日本人会为中共效力，错失了阻止“珍珠港事件”的先机。
与此同时，中西功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也开始引起日军情报系统的怀疑。
自从他的老友、同为中共特工的尾崎秀实于1941年10月在东京被捕，日本特高课就悄然展开了一场对“红色间谍网络”的清洗行动。
中西功曾与尾崎有过一次通话，电话中他只说了一句：“老地方见。”
但接电话的人并不是尾崎，而是一个陌生男子。
这一句“老地方见”，被特高课情报系统记录在案，从此他就成了秘密追踪的“目标编号075”。
有人开始跟踪他上班的路线，文件室的钥匙多了备用份，他路过茶馆时熟面孔的伙计忽然被换成了陌生人。
中西功明白，自己暴露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但他没有撤退，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前线，把最后一批关键信息传了出去。
被捕招供
1942年6月一天的清晨，施高塔路的弄堂里，中西功如往常一样提着公文包匆匆进门。
刚刚踏入屋内，两名身穿便衣的特务扑上来，将他死死按在地上。
他心中却比任何时候都冷静，他早已和组织预演过这样的场景：“一旦暴露，必须守住头24小时。”
因为那短短的一天，足以让整个情报链条断开，所有同志脱身，特科将这一行动原则称作“黄金24小时”。
中西功被秘密押送至东京，囚禁在巢鸭监狱。
在第一天的审讯中，他忍受了灌水、电击、剥指甲等酷刑，整整一天，没有吐露半字。
但在第二天，他开口了，他说：“是的，我是中共的党员，我确实曾传递一些情报。”
审讯官以为这个人终于崩溃了，他们迅速架起记录仪器，准备记录这场“有价值的交代”。
中西功交代了“自己从学生时期起，就被共产党思想所吸引”。
他承认“曾在满铁期间，为中共传递过一些信息”，甚至主动补充一些“早年参加反战学生会”的细节。
审讯者不疑有他，迅速将他的供述上报日军总部。
可没过几日，他们便发现不对劲，按照他的供述去调查，没有一个情报点属实。
所有被提到的“组织成员”要么是早年已死之人，要么根本不存在。
但就在他们决定处决中西功时，他又在一次审讯中说：
“我愿意改过自新，写下我所理解的‘中国共产党’，为你们了解共产党提供帮助。”
这个请求让看守一时难以判断，他们反复琢磨：这是不是中西功求生的一种方式？还是在试图策反？或是他真的想“弥补罪行”？
最终，他们同意了。
纸笔被送进牢房，他的吃食也比其他犯人好了一些，甚至还有人奉命定期检查“写作进展”。
而中西功，开始写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史》，整整写了两年多。
期间换了四次稿纸、六次看守，一百多天被单独隔离审查，但他每一次都能用不触及核心机密的内容搪塞过去。
他详细写下延安如何建起政权，如何组织群众，却绝口不提任何地下联络点或人物身份。
他分析中共如何发动游击战，如何策动群众，却避开所有情报网络的真实走向。
日本军方将这部手稿反复审阅，发现内容条理清晰，似可作为内部研究参考，便迟迟未执行死刑。
他又成功拖延下来了，这一写，写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两个月后，盟军接管日本，按照国际法释放政治犯，中西功终于出狱。
他穿着还是当初被捕时的西装，没有行李，只有那一叠“写不完的党史手稿”。
战争早已远去，但中西功留给后人的，远不止一段传奇，更是一种即便生于黑暗，也要为光明而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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