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乱的近代中国，无数家族因战火飘摇而家破人亡，文物流失海外成了时代的痛。
就在这样的年代里，一位女子婚后3月丧夫，独守空房84年，却独自扛起守护国宝的重担。
战争结束后，她因捐献国宝被奖励2000万。
她究竟是谁？又是如何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守住国宝的？
新婚丧夫
1906年，苏州城丁府添了第二个千金，父亲丁春之亲自取名“素珍”，寓意兰心慧质、素洁如玉。
丁春之为人正直，在清廷做过知县，后弃官从商，一手将丁家经营成苏州城屈指可数的富裕人家。
丁素珍自幼锦衣玉食，身边丫鬟成群、琴书环绕。
她聪颖好学，年少时便能诵《诗》《书》，精通琴棋书画，是苏州城里公认的“第一才女”。
十八岁那年，丁素珍嫁给了苏州城另一名门望族潘家的独子潘承镜。
潘家世代仕宦，家族中不乏进士、尚书、军机大臣，尤其在乾隆、咸丰年间名震朝野。
此番丁潘联姻，在当时的苏州城引起不小的轰动，堪称“门当户对，珠联璧合”。
潘承镜是潘家唯一的孙子，自幼聪颖、文质彬彬，是祖辈眼中的掌上明珠。
婚礼那日，苏州城锣鼓喧天，红妆十里，街头巷尾皆称“天作之合”。
丁素珍原以为，未来不过是相夫教子、侍奉翁姑、琴瑟和鸣的人生。
但命运从不按牌理出牌，三个月后的一日深夜，潘府传出惊慌嘈杂的脚步声。
丁素珍刚从庭院中散步归来，尚未褪下外衣，便被小丫鬟从门外慌张叫起：
“少奶奶，少爷他不大好了！”
她心头一紧，提起裙角就往前院奔去，潘承镜高烧不退，面色蜡黄，呼吸急促。
家中早已请来郎中，但连番施针开药，却皆无效。
丁素珍一夜未眠，紧紧守在床边，执着他的手，不住地哽咽唤名。
直到天光微白，她所握的那只手，终究失去了温度。
十八岁的她，新婚3月便丧夫，成了寡妇。
送别潘承镜那日，她未曾落泪，只静静地跪在灵前三日三夜。
乱世护鼎
潘承镜并未留下子嗣，潘家原本就香火凋零，这突如其来的白事更是令整个家族陷入震惊与愁云之中。
但潘承镜的祖父潘祖年对丁素珍的才情、操守颇为敬重，加之她一夜之间沉稳坚毅的表现，令他肃然起敬。
于是，他亲自为这位孙媳妇改名“潘达于”。
“达于”二字，源自潘家收藏的大盂鼎，寄望她如鼎之坚、如器之重，能扛起家族重任、护好传承之宝。
大盂鼎与大克鼎是潘家的命根，也是这个家族曾经显赫荣耀的象征。
这两件鼎器来历非凡，一件为大清重臣左宗棠赠予潘祖荫，另一件则由其亲自出资购入，被誉为“海内三宝”中的两尊。
几代潘家人将其视若命脉，珍而重之，但如今，潘家后继无人，潘祖年病重之际，只能把守鼎的重任交给潘达于。
那天他唤来潘达于，将一枚钥匙轻轻放入女子掌心：
“阿达，盂鼎、克鼎，交给你了。”
潘达于双手接过钥匙，自那一刻起，她不仅是潘家孙媳，更是“国宝守护人”。
在那之后，她开始接触潘家的藏品，阅读家族谱牒，记录祖上传下的典籍器物。
不久，潘祖年去世，苏州风声骤变，军阀混战、匪盗横行，各路势力你争我夺。
民间传言四起：“潘家藏有国宝，价值连城！”
那对鼎的名声就像一盏明灯，在黑暗中招惹来无数贪婪的目光。
最先登门的是国民党某高官，带着卫兵和厚礼，假意拜访，实则直指藏品。
潘达于听着对方夸赞潘家的文化贡献，又“顺势”提及传世重宝可否“借展”，意图昭然若揭。
她只是浅笑摇头：“家祖遗训，珍宝不得示人，更不外借，望君见谅。”
高官讪讪而去，但并未就此罢手，数月后，文物贩子、外国洋商、地方爪牙接踵而来。
有人开价600两黄金加一栋洋房，有人承诺提供国外庇护，还有人威胁恐吓，欲强取豪夺。
面对糖衣炮弹与明枪暗箭，潘达于始终守口如瓶，从未透露大鼎下落半分。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苏州成为目标，11月的一天，日军逼近城门。
当天夜里，潘达于叫来最信得过的两名家仆与继子家懋，悄悄将大盂鼎、大克鼎以及数箱字画、金石装入早已备好的木箱中。
她亲自画出掩埋位置图，并交代如何伪装地面。
日军进城三日后，便兵临潘家大宅，数十名士兵破门而入，挖地三尺，前院后院几乎成了废墟。
官兵以枪口逼问，她却面不改色，只说：“文物？家中早就流失殆尽，我未曾见过。”
七次搜查，七次未果，日军气急败坏，将屋中值钱之物洗劫一空，潘家从此一夜破落。
被掳财物的潘家如同空壳，达于带着子女投奔上海亲戚，避战乱、躲追查。
生活骤变，她从曾经的富贵夫人，沦为挤在弄堂小屋、洗衣做饭、亲手酿酱油卖钱度日的普通女人。
一日三餐难保，她却仍牵挂苏州大宅中那两个沉睡于泥土下的鼎。
为了安稳，她不惜冒险回苏州察看，某次归来，发现地面塌陷，木箱腐烂，冷汗瞬间湿透脊背。
她带人小心翼翼将鼎器移出，重新包裹，用破旧棉絮、残旧衣物掩盖，藏于一间废弃杂物房中。
尽管生活困苦，她却从未想过卖鼎，直到新中国成立，她才将这两件国之重器交给国家。
捐出国宝
1950年，年逾不惑的潘达于从苏州来到北京，带着一封写给中央文化部的亲笔信，以及两份沉甸甸的清单。
她在信中写道：“大盂鼎、大克鼎，皆家族所藏，今国已新生，愿将此二器奉献国家，请妥为珍藏，勿令流落海外。”
文化部接信之时一度震惊，大盂鼎、大克鼎，是周朝宗庙器具中最为重要的青铜礼器，铭文之长、铸造之精、保存之完好，堪称国宝中的国宝。
数十年来，众多考古学者与博物馆界都曾为此四处追寻，却始终不得其踪。
如今竟由一位寡妇主动捐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国家派出专人连夜赶赴苏州，进潘家老宅查验两鼎。
当天清晨，考察组一行人步入那间狭窄昏暗的后屋，拨开尘封已久的柜子与旧布，映入眼帘的，是两件沉静而庄严的青铜器。
那一刻，考察人员肃然起敬，几人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
此后不久，国家为表彰潘达于的义举，决定给予她2000万元（旧币）奖励，并颁发了捐献荣誉证书。
可她却婉拒金钱，仅领证书，她对前来慰问的文化部人员说道：
“这不是买卖，这是我还给国家的东西。我守了它几十年，不是为了换钱，也不是为了留名，只是想让它们有一个好归宿，不再流浪。”
更令人动容的是，她还将这20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转赠予国家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军费补贴。
她的举动被当时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人民日报专文赞誉：
“一位无名女子，以一己之力守护国宝数十载，今又将国器还国，并倾囊助军，其德其行，堪为表率。”
但潘达于并未因此而改变生活方式，依旧每日在弄堂老屋内种菜、读书、抄经，生活简朴如常。
从那以后，潘达于陆续将潘家所藏各类文物、书画、碑帖、竹木牙雕等无一例外地捐出。
仅上海博物馆接收的她捐赠文物便达四百余件，其中不乏元青花、明永乐瓷器、清宫玉器、汉镜、战国编钟等稀世重宝。
一生清寒
潘达于晚年居于上海一处破旧弄堂内，屋小阴暗，冬日无暖气，夏季无电扇。
家中陈设极其简陋，一张老藤椅、一只破竹篮、几本残书、一床补丁被，便是她的全部家当。
即便因为曾经的身份问题被为难，她也从未说出自己捐赠国宝一事来换取轻松的生活。
她默默接受安排，日复一日地扫大街、清水沟。
直到她九十八岁那年，上海博物馆为她举办了一场专属展览。
她被邀请前往观展，这是她第一次以“捐赠人”身份正式公开亮相。
那日，她由一位年轻女工作人员搀扶着缓步走入展厅。
当她看到那两件沉睡多年、如今熠熠生辉的大盂鼎、大克鼎时，眼神忽然就湿润了。
她站在玻璃展柜前久久不语，轻轻将手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像是在与久别重逢的亲人对话。
2005年，上海博物馆特地为她举办百岁寿宴。
馆长亲自为她戴上“荣誉捐赠人”金章，数十位专家、学者前来道贺，纷纷敬酒称颂。
但她却一如既往地低调，笑着说：“我没有做大事，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两年后，她在一个春日清晨安然辞世，享年102岁，无病无痛，无牵无挂，走得平静而安详。
她的去世没有轰动全国，没有头条新闻。
只是上海博物馆门前，短暂地挂起一块素白绢布，上书：“国之守器者，百年归去，愿其安息。”
潘达于不过是一个寡妇，却用84年的沉默与坚持，为国家守住了两件镇国重器。
她拒绝黄金、礼遇与功名，把所有荣耀留给了大地与历史，把自己隐入人海与时光。
直到生命最后，她都未曾为自己讨一句苦、一分利。
她走了，却将“文物有家”的信念，种在了每一个懂得敬重历史的中国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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