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节日 · 重阳丨林继富《重阳节生活传统、文化旨归与品牌建设路径》（节选）|岁时节日|林继富|登高|重阳糕|重阳节|风俗

《重阳节生活传统、文化旨归与品牌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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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3月第44卷第2期

九

摘要：重阳节是民众生活实践和文化创造智慧的结晶，呈现出以线性为核心的生活传统的累层，以及多民族、多地域不同身份民众的多元共生、共享的生活。重阳节核心要素是其意义表达、功能实现的主要方式。新时代，以重阳节核心传统为中心的品牌塑造，成为当代人生活的表现。重阳节品牌建设表达者、组织者，成为重阳节重构的推动者、实施者。各地利用重阳节品牌增强区域性凝聚力和扩散力，重阳节品牌建设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

关键词：重阳节；生活传统；文化旨归；品牌建设

对于每个华夏子民来说，重阳节在他们的记忆里永远让人魂牵梦绕，在实践中总是韵味无穷。历代文人以重阳题创作了许多不朽的名篇佳句，如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李清照“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毛泽东“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这些诗句记录了作者创作时的生活境遇和社会现实，包含了集体生活、民族传统共有的重阳节生活习俗。

重阳节起源于何时，没有确切时间记载，大多是民众的传说和学者的推测。有的学者提出重阳节源于先秦或战国时代，但没有直接证据。从笔者见到的文献看，重阳节在东汉已经被文人提及，魏晋以后各种野史笔记对重阳节的记载相当丰富，说明重阳节在此时已经十分盛行。重阳节风俗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一些节俗消解在传统中，一些新的节俗又在丰富着重阳节传统。至于重阳节发展历史的每个时段曾经包含多少习俗，显然难以弄清楚。但是，维系重阳节向前发展的核心传统是可以把握的，这些核心传统不仅成为重阳节意义彰显的要素，而且维系着重阳节独立的文化品格、道德情感和生活惯制。目前，我国许多地方非常重视重阳节，并且以重阳节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普遍价值、地方禀赋实施文化品牌建设，探索出有益的传承实践经验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路径。

一、传统累层：重阳节起源的基本面相

重阳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时代生活中逐渐累积、完善，其传统成了稳定要素。具体来讲，重阳节生活传统包括登高、赏菊、饮菊花酒、佩戴茱萸、食重阳糕等内容。重阳节生活传统蕴含了民众辟邪祛灾、祝寿敬老、思乡忆友等文化意义，其中，尊老、敬老和孝老等道德传统成为重阳节传承、弘扬的主旋律，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具有严密文化逻辑、地方语法的重阳节知识谱系和生活体系。

屈原《楚辞•远游》曰：“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是我国最早出现“重阳”的记载，但是，屈原所说的重阳并非重阳节，而是“九重天”，与先秦时期“天有九重，地有九州”的宇宙观念有关，其意义指向是级数，也是具有巫术功能的奇妙数字，赋予了“重阳”特殊的意义。尽管《楚辞》中“重阳”与重阳节没有直接渊源关系，但是“重阳”与九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曹丕《九日与钟繇书》日：“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无有射地而生。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飧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曹丕在诗中针对九月草木凋枯景象，产生人生苍凉的感慨，记录了九月九日宴饮的生活习俗，以秋菊独荣寄寓延年益寿的祝愿，这些与重阳节的生活文化紧密联系。

《艺文类聚》卷4引周处《风土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菜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周处是西晋初期人，西晋建于公元265年，这就可以判断，早在公元265年就有九月初九人们头插茱萸的习俗，并赋予其“除恶气”的功能。

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3记载的九月九的风俗更为详细、完整，成为后世重阳节传统的定型文本。“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尝以赵王如意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东晋干宝《搜神记》记载：“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趋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皇来》。乃巫俗也。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命。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干宝是河南上蔡人，上蔡被誉为重阳节的起源地，至今保留着丰富的重阳节传统生活习俗，并与上蔡的地方历史、地名景观联系紧密。干宝这篇文字记录了贾佩兰一年中不同时间的活动，其在“九月，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显然，九月九日的民俗意义在于“长命”“长寿”。该文详细记录了菊花酒酿制细节，即，经过一年菊花茎叶与“杂黍米酿之”，到“九月九日始熟”，这种酿造菊花酒的方法能够发挥“令人长命”的特殊功效。九月九酿造菊花酒，后来演化成酿酒人遵循的传统，并且在九月九祭拜酒神杜康。葛洪与干宝为同时代人，记载流传在九月九的传说、生活习惯，彼此之间有借鉴，也有影响。这解释了九月九的风俗起源不足以确认其历史始点，只能说在西汉时期九月九的生活实践构成了稳定的传统知识谱系，其具有“长命”的习俗功能，得到民众的普遍接受。

陶渊明在《九日闲居》序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这里提到秋菊和酒，与同时代有关“重九”饮酒和赏菊习俗的记录一脉相承。《陶渊明传》记载：“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也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九月九日赏菊、饮宴等生活习俗，已经得到民众的普遍遵循。

从三国到魏晋文献记录来看，九月九作为特殊时间被赋予重要意义的记录，应该比曹丕的诗文要早。这种推测在吴均《续齐谐记》中得到了佐证。“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时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从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家，见鸡狗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吴均为南朝梁人，费长房与桓景是东汉末期人，他们又是汝南的乡党，因此，九月九风俗来历与桓景连起来，似乎包含了乡党的感情因素。但是，抛除这种因素，这段记录意味着汉代有九月九日的习俗，文中谈到九月九“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有一定道理。北宋高承认为：“九日登高，始于桓景。”也就是说，九月九习俗在汉代以前已有流传，但是，细究起来，九月九作为特殊时间的传统可以追溯更远。

甲骨卜辞记载：“戊，贞其告秋口于高祖。”《礼记•月令》载：“（孟秋之月），是月也，农乃登穀。天子尝新，先荐寝庙。”甲骨卜辞与《礼记》记载了“秋”“孟秋”时节“天子尝新，先荐寝庙”，也就是说，秋天丰收，要祭祀先祖。《诗经•周颂•丰年》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孔颖达疏解云：“《丰年》诗者，秋冬报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之时，致太平而大丰熟，秋冬尝、烝，报祭宗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秋祭习俗，即秋天丰收祭祀先祖神灵。唐德宗李适曾在九月九日赐宴曲江亭，作重阳六韵诗：“乾坤爽气满，台殿秋光清。朝野庆丰年，高会多欢声”。唐代九月九的生活习俗与秋天庆祝丰收联系在一起，重阳节期间呈现出“朝野庆丰年”的景象。今天，重阳节秋祭传统在许多地方被保留下来了。比如，深圳《宝安县志》记载：“农历九月初九头阳，九月十九二阳，九月二十九三阳。重阳在宝安为秋祭日，主要是全族公祭祖先，费用由族中公偿田产所得支出。族长及辈分高的老人可乘轿，其余的人步行跟随至墓地。祭品丰盛，祭仪隆重，规矩讲究。祭仪由族长或辈分高的老者主持，众人肃立于墓地堂前，拜祭分三献三跪九叩首。拜祭完后将祭品带回祠堂拜祭祖宗灵位，然后分‘丁肉’，男人每人可分得猪肉一份。”从这些记载来看，秋祭属于重阳节的重要来源。

重阳节与秋祭有关，佩戴茱萸、登高等习俗是九月九日生活实践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累加、丰富的结果。《旧唐书》记载：“汉崇上巳，晋纪重阳。”汉代人重视三月三（上），晋代人重视九月九（重阳），九月九日增加了“登高、宴会、祝寿”等内容。如《晋书》卷 29《礼志》记载：“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立秋之礼也’。” 《南齐书》卷9记载：“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汉立秋之礼。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宋武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旧准。’”九月九日增加了骑射传统，是当时盛行乡射礼俗生活的再现。重阳节骑射传统在唐代盛行，尤其在朝廷，皇上亲自参与。据《唐会要》卷 26记载，唐太宗曾赐文武五品以上官员在玄武门骑射，“贞观十六年九月九日，赐文武五品以上射于玄武门”。唐太宗有一年重阳赐射，萧璃射出多支箭，均没射中。欧阳询即兴作诗取笑：“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反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重阳节的骑射传统在宋代得到延续，宋仁宗庆历四年，“以重阳曲宴近臣、宗室于太清楼，遂射苑中”。

敬老、尊老是重阳节的重要传统。东晋宁康三年（公元375年）九月九日，“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这与《西京杂记》中有关九月九日“敬老”“孝老”的记载是一致的。

通过上面的梳理，笔者以为，尽管《续齐谐记》中记录的汉代桓景时期九月九习俗包含今天重阳节的核心传统，但是吴均记录的是传说故事，所以，笔者更愿意相信九月九生活习俗在晋朝已经成熟，并且形成了重阳节传统的基本结构模式。

重阳节起源与秋祭有关，与时令有关。同时，每个地域和民族的重阳节在起源问题上也会出现不一样的面相，有的可能是传播的，有时是以汉人社会为主的重阳节的起源，但是，有的地区或者民族，重阳节起源的地区性或民族性强些，有的则表现多民族生活习俗的交流交融。据《金史 •礼志》记载：“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当契丹入主中原，“重九日”祭天习俗逐渐融入中原重阳节习俗，构成此时契丹人重阳生活传统。“九月九日，国主打团斗射虎，少者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高地处卓帐，与番汉臣登高，饮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酱拌食之。北呼此节为‘必里迟离’，汉人译云‘九月九日也’，又以茱萸研酒，洒门户间辟恶。亦有人盐少许而饮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恶。”显然，对于进入中原的契丹人来说，其重阳节习俗已经有登高、饮菊花酒、用茱萸避邪了。同时，还保留了契丹人原有的“重九日”骑射和以酒咽盐粒辟恶的生活传统。中原人在重阳节将茱萸佩戴在身上，或系在手臂上，或插在头上辟邪，契丹人则将用菜萸研制的酒洒在门户间辟邪驱灾，这些足以显见我国重阳节在多民族融合中的传承发展，其起源也表现出多种文化适应、接受和融合的特征。在贵州仁怀县茅台镇，每年农历九月九日，众人登高时，酒房就开始投料，这是茅台镇的传统。据说九月九阳气旺盛，能够酿出好酒。以前每当酿出头道酒，酒肆老板就要在酒房设置“杜康先师之神位”，摆上祭品，焚香点烛，祭品有一只公鸡、一块猪肉，以祈祷这一年酿酒顺利。九月九酿酒的传统在茅台镇至今犹存。陕北地区，“九月九重阳节，俗谓‘九月九，家家有’，是日，家家吃荞麦圪凸或荞面烙饼，也有以煎饼、蒸馍过节者”。

我国重阳节地方性和民族性鲜明，其起源存在多样化特点，但是，无论呈现怎样的差异，重阳节的核心传统在多民族、多地域中保留下来，围绕重阳节核心传统构成的重阳节文化谱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多样性，也体现了以重阳节中心，多民族交融的文化活动。

二、意义指向：重阳节的核心要素

重阳节文化谱系构成是多元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是基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需要建立起来的。在重阳节文化谱系构成及其意义指向中，核心传统要素显得特别重要。

九月九是重阳节的时间传统，这个时间具有文化意义。西周初年，人们认九阳数，《周易》即以阳爻九。同时，九月九日是二九相重，因此，人们称“重阳”。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说：“日月梭飞，转瞬重九。盖九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号曰‘重阳’。”九是最大的数字，将九月九日作为重阳节，饱含人们祈愿生命健康、去掉灾祸的民俗心理，也传递了对于精致生活的向往。

登高是重阳节富有生命实践和情怀的内容，有人将重阳节称为“登高节”。以重阳节登高为题的诗文在中国文学中有许多名篇。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是杜甫大历二年（公元767年）重阳节登高时创作，诗歌描写自然秋色，融入诗人感时伤世以及寄寓异乡的悲苦。吴均《续齐谐记》记载九月“九日登高饮酒”。登高避祸是重阳节的核心要义。晋朝周处《风土记》将重阳节誉为登高会，“以重阳相会，登山饮菊花酒，谓之登高会，又云茱萸会”。南朝刘宋孙诜《临海记》记载：“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数百人坐，民俗极重，每九日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南齐书》卷9说刘裕在彭城，九月九日游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旧准”。唐代孙思邈《千金方•月令》日：“重阳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远。力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重阳节登高除了登山之外，还有登塔、登台、登岗以及登寺等。

重阳时节，天朗气清，是登高望远、饱览秋色的大好时机。各地均有登高的固定场域，此时，人们纷纷外出登临这些高地。河南上蔡县城西南芦岗有蔡侯玩河楼，该楼高踞蔡国古城之上。登上楼台远眺，西面嵖岈翠峰插云，东面洪河蜿蜒若带，周围数十里村落、田亩、丘陵、林木、道路、沟渠，均历历在目。明清以来，经常有人到此登高赋诗。清人李士英就有《重阳偕友登玩河楼》：“拟准重阳结队游，携樽同陟玩河楼。千林落叶随风走，万里长江贴地流。林圃雨余鸭噪晚，关山霜冷雁鸣秋。茱囊菊瓮年年有，催得诗人尽白头。”

重阳节放风筝传统在我国一些地方盛行。河南《清丰县志》记载“重阳士大夫仿古遗事，率登高饮菊花酒，儿童放纸鸢为戏”；陕西《城固县志》记载“九月儿童登高，竞放风筝，曰迎寒”；广东《平远县志》记载“北地清明放风筝，南方重阳风力始遒上，以此日放纸鹞”。人们将各种动植物造型放飞天空，祈愿身体健康、生活平安。

重阳节期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避免灾祸。在人们的观念里，人有灾祸，牲畜也有灾祸，于是，人们开始放养牲畜，让其避开灾祸。在我国一些地方，九月九日要将牲畜散放野外。安徽《怀宁县志》记载：“九月九日乡俗多以糖饴巨胜杂黏米为糕糍饷食，且以饲牛而放牧之。谚云：‘九月重阳，散放牛羊。’自后弛牲畜之禁，听逐水草焉。”广西《隆安县志》曰：“九月九日，牛羊放纵。”吉林《桦甸县志》记载：“初九日，乡间多于是日祀胡、黄二仙。家畜牛马各牲，此后可以任便放野，俗谓‘撒群’。”牲畜放野习俗的来源与《续齐谐记》有直接关系。家畜关在栏里暴死，民众将牲畜放于野外，能使其免于灾祸。

重阳糕是重阳节传统食品，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和制作方法。汉朝叫蓬饵。《玉烛宝典》曰：“九日食饵，饮菊花酒者，其时黍秫并收，因以黏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太平御览》引《齐人月令》：“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眺迥，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菜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还。”这里的“糕”就是重阳糕。《唐六典》和《食谱》记载唐朝重阳节食麻葛糕和米锦糕。明清时期人们在重阳节吃花糕，《帝京岁时纪胜》说，“京师重阳节花糕极胜。有油糖果炉作者，有发面垒果蒸成者，有江米黄米捣成者，皆剪五色旗以为标帜。市人争买，供家堂，馈亲友。小儿辈又以酸枣捣糕，火炙脆枣，糖拌干果，线穿山楂，绕街卖之。有女儿之家，馈酒礼，归宁父母，又次‘女儿节’云”。重阳糕是重阳节的主要食品，重阳节时女儿要回娘家食用重阳糕。无论翻新花样有多少种，重阳糕总少不了一个“糕”字，这个“糕”字很重要，它在这里已经具有了巫术的象征意义了。按民众的说法，重阳糕与重阳节登高习俗有关，人们用“糕”与“高”的谐音表达他们驱邪逐疫的心理诉求。诚如明高濂《遵生八笺》卷5引《吕公记》云：“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糕之意。作三声。”

重阳节登高不仅是生活实践，而且包含节令的预兆功能。据《宋史•河渠志》记载：“说者以黄河随时涨落，故举物候水势之名：自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河边入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信验，故谓之‘信水’。……九月以重阳纪节，谓之‘登高水’。”北宋时期称黄河九月的水势为“登高水”，重阳登高与“纪节”相联，拓展了登高的意义，也表现了重阳节登高的生活影响力。

赏菊、饮菊花酒是重阳节的重要生活，与人们祈愿长寿有内在联系。《荆楚岁时记》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茱萸味辛苦，可以除风散寒，止疼；菊花有浓厚的香气，能够除风明目解毒，用之泡酒，可活血理气。人们相信菊花“辟邪”“长寿”。《本草纲目》说：“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箱露，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人们在药理特性、保健功效上赋予菊花神奇的想象，比如，《神仙传》记载“康风子服甘菊花、柏实散，乃得仙”。唐代人有“无菊不重阳”的风习。重阳节赏菊，头上插菊，香包藏菊，泡菊花水，做菊花糕，酿菊花酒等，菊花成长寿成仙的吉祥物，满足人们驱邪迎吉的心理需求。王维《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四海方无事，三秋大有年。百生无此日，万寿愿齐天。芍药和金鼎，菜萸插玳筵。玉堂开右个，天乐动宫悬。御柳疏秋景，城鸦拂曙烟。无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九月九被称为“菊花节”，是唐代重阳节重视菊花的写照。《东京梦华录》卷8记载：“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仓王庙、四里桥、愁台、梁王城、砚台、毛驼冈、独乐冈等处宴聚。前一二日，各以粉面蒸糕遗送，上插煎彩小旗，掺仃果实，如石榴子、栗子黄、银杏、松子肉之类。又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狮蛮’。诸禅寺各有斋会，惟开宝寺、仁王寺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座上，作法事讲说，游人最盛。”这段文字记录了北宋时期重阳节的生活，尤其是北宋汴京赏菊花、登高等活动。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记载：“兖州缙绅家风气袭王府。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肴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席散，撤苇帘以受繁露。”明代兖州重阳节赏菊之日，菊花似锦，绚丽多姿。清代人们热衷于重阳节赏菊。如《燕京岁时记》记载：“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皮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从这些记载来看，在重阳节传统中菊花从未缺席，并且传达了重阳节的主要意义。

赏菊颐养性情，饮菊花酒以及登高均饱含祈愿健康长寿、消除灾祸，因此，在我国许多地方，重阳节又叫“祝寿节”。壮族民间视九月九为吉日，家家给老人准备寿米。凡当年满六十岁者，其子孙均在此日为之安排一个放粮的“寿米缸”。缸高两尺，口小腰圆，缸盖下压着红纸或红布，平时里面总有几斤米，不能断，表延年益寿。此后每年此日，皆给缸添新粮，装满止。寿米缸放老人床腿边或神龛里。节日的时候，晚辈都要来看望老人，选最好的白米倒入缸中。已嫁女要带一些新米回娘家，添入缸，叫“养缸”。此缸平时不能动，仅做寿时才能掏出一些米，煮干饭敬老人。重阳节期间，家家杀鸡宰鸭，儿女给老人敬酒，祝愿健康长寿。老人亦从缸里拿些米出来，连同糯米，做成粽子和糍粑，飨子孙和亲友们，以与众人共享福寿。

重阳节骑射传统出现在魏晋南北朝。北周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时代，在此期间，重阳节被吸收并增加了新内容。《北周诗》卷1中王褒《九日从驾诗》日：“黄山猎地广，青门官路长。律改三秋节，气应九重霜。射马垂双带，丰貂佩两璜。苑寒梨树紫，山秋菊叶黄。华露霏霏冷，轻飙飒飒凉。终惭属车对，空假侍中郎。”黄山围猎发生在“山秋菊叶黄”时，这是北方民族的生活传统。《全唐诗》卷103载赵彦昭《奉和九日幸临滑亭登高应制》曰：“秋豫凝仙览，宸游转翠华。呼鹰下鸟路，戏马出龙沙。紫菊宜新寿，丹萸辟旧邪。须陪长久宴，岁岁奉吹花。”唐中宗君臣在重阳节期间登高饮菊花酒，佩戴茱萸，狩猎。《太平御览》卷32引《豫章记》载：“龙沙在郡北带江，沙甚洁白，高峻而陂，有龙形，俗为九日登高处。”重阳节的发展过程是多民族接受、融入生活传统的过程，由此形成以重阳节为核心的多民族共享生活传统。

《梦粱录》记录重阳时日，“世人以菊花、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菊花名‘延寿翁’，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阳九之厄 ”与“桓景之厄”有关，这种消除灾难、规避厄运的传说流传广泛。如流传在青海祁连县的重阳节传说，“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生病，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老百姓均受尽了瘟魔的蹂躏。一场瘟疫不仅夺走了恒（桓）景的父母，而且他自己也差点儿丧了命。恒（桓）景病愈后，辞别了妻子和乡亲，决心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魔。恒（桓）景访遍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东方一座最古老的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在仙鹤指引下，仙长终于收留了恒（桓）景。仙长除了教他降妖剑术外，又赠他一把降妖剑。恒（桓）景废寝忘食地苦练功夫，终于练成了一身武艺。有一天，仙长把恒（桓）景叫到跟前说：‘明天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了恒（桓）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并且密授辟邪用法，让恒（桓）景骑着仙鹤赶回了家。九月初九早晨，他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然后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杯菊花酒。中午时分，随着几声叫，瘟魔冲出汝河，刚刚扑到山下，突然吹来一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瘟魔戛然止步，脸色突变，恒（桓）景手持降妖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便年复一年地传下来”。这个流传在我国青海的重阳节传说实质上是东汉桓景与重阳节关系的当代版本，故事将“桓景”说成“恒景”，像这类重阳传说在我国内蒙也有流传。民间口头讲述与历史文献记录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因为字形或读音相近而发生变异，这是民间口头传统的特点。这类重阳节来历的解释构成了多民族关于重阳节来历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