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31日，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折桂。他们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使人类探索微观世界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国内有关方面敏锐地意识到这两位华裔科学家的重要性，立即采取行动联系他们。
周恩来首先派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前往瑞典祝贺，并特意安排当时仍在功德林服刑的杜聿明（杨的岳父）与女婿取得书信联系。杜聿明马上写了一封简短的贺信，杨振宁也回了信。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就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
1971年，美国解除对华旅行禁令，杨振宁抓住机会于1971年7月回到中国，成为首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知名华人学者。
在上海，他见到了病重的父亲；在北京，他首次见到了特赦后的岳父杜聿明，并一同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和宴请。
返回美国后，杨振宁在美国多地发表演讲，分享在中国的见闻，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变化。这影响了众多海外华人学者，开启了他们回国访问的序幕。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开始缓和。
当年的9月19日至10月31日，李政道先生应周恩来的邀请回国访问，代表海外科学界（特别是美籍华裔科学家）来了解中国科研状况。
李政道先生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了4次学术报告，向国内物理学界介绍国际前沿进展；将一台最新的微型计算机、两套集成电路及相关资料赠送给中国科学院，带来了宝贵的科研资源；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应大力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并认为物理系各专业不宜分得太细。
访问期间，受到了周恩来的几次接见，地点有时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还有一场在人民大会堂。
有一次座谈会陪同周恩来的有叶剑英、江青、部分中科院领导、外事官员等。
性格直爽的李政道在国内访问期间多次表达对科研人员的关切：“中国科研人员被当作‘臭老九’，实验设备落后，年轻人不学科学。” “科学需要独立思考，不应受政治口号的束缚。”
这些话在彼时当然是非常敏感的，正值“文革”后期，江青仍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女“沙皇”。
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政道又提出：“科学不是政治的附庸。希望国家给科学家应有的尊重。”
江青立刻反驳：“你这是什么立场？科学难道能脱离政治？难道能脱离毛主席思想？”
据在场的人士回忆，李政道当场回敬：“科学属于全人类，不属于任何主义。”
这句话让江青勃然大怒。
根据《周恩来与李政道会谈纪实》、《李政道口述回忆录》、《钱三强日记》以及中科院老干部回忆：
江青当时气急败坏地用激烈语气指责李政道：“你就是个资产阶级学阀的代言人！你以为拿了诺贝尔奖就了不起？”
李政道沉着回应：“科学奖不是为了我个人，是为了人类理性；如果科学家没有发言的自由，科学就没有未来。”
江青暴怒拍案而起：“这是人民政权！不是你们这些洋奴可以教训人的地方！”
周恩来赶紧打圆场，让李政道“先休息一下”，结束了座谈会。
据说当晚周恩来还亲自去李政道下榻的钓鱼台宾馆安慰他，表示：“你讲得没错，只是有些话现在不宜说得太明白。”
那一年李政道先生46岁，周恩来已经74岁。
座谈会后江青要求新华社等媒体“不得宣传李政道回国”；原计划安排李政道先生访问清华、北大、中科院的日程也被取消。
李政道先生愤而提前离华， 那是他49次回国的经历中最特别的一次。
在学界普遍认为：李政道先生与江青的冲突是特殊年代科学理性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李政道先生代表科学界对“文革”中反智风气提出了严肃的抗议，而江青则体现了极左权力对思想控制的延续。
在万马齐喑的文革中，也只有李政道先生这样的域外人物才有可能代表科学界对“文革”中得反智坚决地说“不”。
只要是生活在国内，哪怕是钱学森那种级别的科学家，就不得不揣着语录本搞科研啊！
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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