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东北依旧滴水成冰，铁轨上结着白霜。刘转连率领的二纵六师正从德惠南侧急进，目标是切断敌两个机械化团的退路。一路夜行，战士们的棉衣上覆满霜花，枪栓被冻得打不开发条，唯有一口热气在行军列里翻腾。没人料到，增援的国民党新六师会突然出现在苇子沟，把六师堵了个正着。
日出前，刘转连把师指挥所设在一间空仓房里。电台里报出最新侦察：敌人携带十余辆装甲车，正沿铁路北上。六师才八千人，重炮只有两门，还缺穿甲弹。按兵法，当避其锋，但避无可避——东北冬季的荒原，白花花一片，没树没房，只有两道浅浅沟壑，稍一动作就会被敌坦克机枪扫成雪雾。
刘转连当机立断，命三个团分割潜伏，自己带警卫连到最前沿观察。他掏出怀表，给三团长留下一句话：“能拖一分钟，就多活一百条命。”接着，他举着望远镜盯着敌装甲带土雪而来。第一次冲击被反坦克壕拦住，可第二次敌坦克绕开侧翼，火力直逼主阵地。无线电里传来频繁呼叫：“弹药见底，请求加速增援。”另一端的主力纵队却被雪窝子里的没膝深雪拖慢脚步，最快也要五小时。
时间被压缩到令人窒息。上午十点，刘转连组织了一次拼死反击，端掉敌人一个机枪阵地，却没能彻底咬住装甲部队。对面判断出我军兵力不足，立刻抽身后撤。敌人跑了，我们的围歼计划随之落空。战斗结束时，积雪里横七竖八留下七百多具尸体，六师也伤亡三分之一。支援部队赶到时，战场之上只剩硝烟和焦木。
晚上，野司紧急会议。首长情绪极度压抑，第一句话便是那句“拉出去枪毙”。在座的人都清楚，这是火气，也是焦虑。东北野战军正谋划春季攻势，任何一环掉链子，都可能让整条战线前功尽弃。刘转连被喊进屋，他只敬了个军礼，没辩解，只说：“是教训，枪毙也行，但先让我把阵地守住。”一句话，把空气里的火药味拉到顶点，又把话题拽回军事本身。首长盯着他，沉默良久，最终没把审判命令签下，而是改成“免六师师长职，降为师副”，并要求就地整顿。
失败的烙印让不少人替刘转连惋惜。要知道，他1912年出生在湖南茶陵，十四岁混迹儿童团，十八岁进山打游击。红六军团时期，他在胶泥地里跟着黄克诚整连整营地冲锋，用大刀砍下湘军碉堡，一路杀到长征。长征路上，他在乌蒙山顶拉响第一声冲锋号，被红军战友喊作“拼命三郎”。抗日时期，他率717团在五台山伏击日军，端掉鬼子辎重队，缴回一整库步枪子弹。这样的履历摆在那，任谁也不轻易否定。
有意思的是，降职后的刘转连反倒闲不下来。半个月后，他以师副身份参与德惠以东的牛心套子阻击战。短短十二小时，他把老部队的“散沙”捏成钢球：拆了榴弹手雷做地雷、拆无线电电瓶接简易爆破筒，连夜打退敌三个冲锋波。野司的观察组汇报：“指挥迅速，士气稳固，防线未动。”首长看完报告，只淡淡一句：“还行，先放着。”
1948年初夏，辽沈战役序幕拉开，二纵换番号为四纵。主攻锦州的序列里，刘转连又被推上前沿。这一次，他成了纵队副司令。塔山阵地浴血十昼夜，他让阵地硬挺到最后一分钟。辽沈胜利后，野司首长在授勋仪式上与他碰杯：“上回那句气话，你该忘了。”刘转连只是笑，举杯一饮而尽。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四十八军、四十一军军长。南下广西剿残匪、入越援战士，他都在一线蹲过指挥所。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他被授予中将。有人疑惑：当年挨降职的人，凭什么戴两杠三星？军委给出的评语只有八个字——“功在战场，瑕不掩瑜”。
晚年，他鲜少提苇子沟那场败仗。偶尔有人问起，他只摆摆手：“该吃的亏要吃，吃了就记住。”1985年，老将军病逝于广州军区总医院，留下厚厚一摞作战笔记。扉页上那行字被墨水晕开：“行军打仗，成败一念；革命到底，惟求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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