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长春的雪尚未化尽，77岁的庞学勤抱着一束白色百合走进市民政局，一旁的56岁高山英子有些紧张，轻声提醒：“鞋带松了。”老人弯腰系好鞋带后笑着说：“系好，再走一段路。”不远处，庞越举着摄像机，想把父亲的第二次婚礼留住——镜头里的画面，成为这一年长影圈里最暖的一段新闻。
回溯庞学勤的人生，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工团生活是起点。1947年，他在彭德怀部队前线演出，也抬担架抢救伤员；火线经历打磨了坚韧性格。新中国成立后，他放下军衔，背着行李进北京电影学校，翻开了演艺生涯的第一页。
1955年，《边寨烽火》里初次亮相，他带着话剧腔，却把军人神情抓得扎实；两年后，王炎导演硬是要他演雷振林，“就要那股倔劲！”导演在片场拍板时只留下这句。为了角色，他理光头、蹲连队、练方言，影片上映，观众把“雷连长”当真人。自此，长影厂的台阶，他一步步踩稳。
事业顺，却并非从未受挫。六十年代中期，他首次尝试反派，被观众写信“质问”。有人在信里抱怨：“你干嘛演坏人？”话虽刻薄，却证明了表演的说服力。那几年，他白天拍戏，夜里还要写厂务报告，因为1973年起他已是长影副厂长。演员和管理双肩挑，几乎没有闲暇。
情感上更见执着。1958年，他与杨洸在长春领证。杨洸戏路宽，常年辗转片场，拍《长空比翼》时跳黄河，感染猩红热；拍《烽火列车》时又熬坏眼睛，诊断“视网膜静脉周围炎”。住院期间，庞学勤每天清晨从厂里赶到病房，晚上再赶回车间盯进度。有人问他累不累，他说：“她眼睛亮一点，我就精神一点。”
这份守候持续四十五年。2004年6月15日凌晨，杨洸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离世。大厅的挂钟走到三点半，庞学勤摸着妻子的手沉默许久，后来只留一句：“她先收工了。”葬礼后，他常独坐窗前到深夜，朋友们劝慰无果。此时儿子庞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高山英子与杨洸相识三十余年，同在长影做音乐后期。高山英子1950年生于长春，母亲是日侨，父亲是吉林工人。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母亲曾被劝回日本谋生，可外祖父一句“受过帮助，不能忘”，母亲毅然再返中国，这段往事让高山英子对两国情谊有着特别理解。她在长春十三年小学音乐教师后调入长影，彼时正好与杨洸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2004年夏末，高山英子接到庞越越洋电话：“阿姨，妈妈走了。”听筒另一端顿了几秒，只传来一声叹息。她赶到长春时祭礼已过，只能对着墓碑鞠躬。之后的日子，她隔三差五去庞家陪老人吃饭，聊聊厂里的旧事、当年的角色，客厅笑声多了，孤寂淡了。
时间来到2005年冬。一次聚餐后，庞越开玩笑：“爸，英子阿姨一个人也不容易，你们多见见面。”老人摆摆手没吭声。一个月后，他主动拨通电话，语气郑重：“明天能一起去公园走走吗？”这一走，就是整个冬季。湖面封冰，北风刺骨，两人却把旧长影的轶事挖个遍。庞学勤忽然发现，自己又愿意期待日出。
民政局登记那天，高山英子只带了身份证和多年前的黑白工作证。工作人员抬头看着这对新人，有几分惊讶。庞学勤递上户口簿，笑着说：“合法，合情，也合时。”手续很快办妥，证件照片里，一个眉眼慈祥，一个稳重端庄。走出大厅时，长影新老同事拍照、鼓掌，场面朴素却真诚。
再婚引发外界好奇。有人问儿子：“不担心舆论？”庞越一句话堵住疑虑：“父亲几十年里先照顾母亲，现在该有人照顾他。”那段时间，报刊上也有讨论，更多读者还是送上祝福。老一辈艺术家晚年获得陪伴，观众并不意外。
婚后生活平淡。庞学勤晨练、读剧本，高山英子种花、写乐谱。偶尔电视播放旧片《战火中的青春》，他会停下遥控器，嘴里念叨：“当年那场雨戏，冻得直发抖。”英子端来热茶打趣：“现在有人管你，不许着凉。”一句玩笑，胜过千言。
不得不说，庞学勤的再次牵手，折射了那个年代艺术家对情感的务实态度：忠于前缘，也珍惜当下。正面角色固然可敬，生活里的转身更显真实。戏里他曾演过数十位革命军人，戏外却用亲身经历告诉后辈，爱情与责任并不冲突。
2010年，他最后一次登台领终身成就奖，台下掌声长达两分钟。致辞中，他只提三句话：“感谢党的培养；感谢两个爱人；感谢孩子。”说完鞠躬下台，话筒里还残留呼吸声。多年磨砺的演员，背台词如流水，谈人生却惜字如金。
岁月继续向前。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旧楼已翻修，年轻演员很少认识那位雷连长；然而厂史档案室里，那本厚厚的“演员花名册”第一页仍是庞学勤的照片。旁边用红笔标注一句：“1973—1986，副厂长”，而在个人备注栏里，管理员悄悄补了一行：“2006年，再婚，生活幸福。”短短十个字，却将一位老艺术家的后半生温柔收束。
在新婚证书发放的第十年，两位老人依旧每周去文化广场散步。有人认出了庞学勤，上前打招呼：“雷连长，保重！”老人回以军礼，动作仍旧干脆。同行的高山英子看着他，轻声说：“走吧，回家吃面。”夕阳下的背影缓缓远去，长影的旧歌声在风里微弱，却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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