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12日清晨，拱北海关外的停车坪刚被太阳烘热，一个提着黑皮箱的灰发男人排在最后一辆巴士后，他的神情既警惕又兴奋，好像随时准备向前冲。 轮到查验时，工作人员发现他的往来证件上没有常见的团体标识，便将他带进写着“台胞”二字的房间。门关上那一瞬间，他轻轻吸了口气，指尖不自觉敲打皮箱把手。
这个名叫姜思章的男人，出生在浙江余姚。1949年春，他还是十四岁的学生，在回家路上被匆匆征去当兵。三个月后，船只靠岸基隆，他已身着青布军装，四周尽是陌生人。岛上的训练严苛、信息封闭，他从此与大陆失去联系。
在台湾，他先是当通信兵，退役后又进师范院校执教。日子看似平静，思乡却像藏在袖口的针，偶尔一扎便隐隐作痛。一次整理行李，他翻出那封父亲三十年前托人辗转寄来的信——纸张早已泛黄，唯独“盼速归”三字依旧刺眼。
彼时两岸通信几近停滞，公开寄信无异于竹篮打水。有意思的是，台北舞厅里往来最多的正是跑香港航线的生意人。姜思章揣着家书守在吧台，等了四个晚上，才鼓起勇气请舞女阿燕牵线。他把信递出去时，声音低到只有两人听得见：“拜托，一定要到余姚。”
信出台湾，足足半年才走完整个环节。1981年腊月，姜思章收到一张来自香港的明信片，正面是一棵枫树，背面母亲写着短短一句：“家门常开。”那一夜，他难得失眠，盯着天花板想象村口老井的月光。
大陆发布《告台湾同胞书》后，不少台胞私下寻找回乡通道。台湾方面尚未松口，姜思章便打起“探望香港舅舅”的主意。他找到住在隔壁的海员家长，借用对方“认干舅”的关系办理申请，又以退休教师身份向公司担保人求签。那张批文盖章时，他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8月11日，他从启德机场落地，连夜乘快船去澳门，再坐长途车北上。一路擦肩而过的旅客大多忙着拍照购物，只有他专注地盯着车窗外快速倒退的路标——每一个汉字都让他胸口一紧。
抵达拱北的检查室后，负责登记的年轻人先翻证件，再抬头看他，略顿：“姜先生，您随身无违禁物品吧？” 他忙不迭点头。 工作人员取出一张浅绿色“台湾同胞旅行证”，在背页贴好，边贴边叮嘱，“等您回香港，把这一页撕掉；回台湾就什么痕迹也没了。”
一句轻描淡写的解释，却像一只温暖的手抚平了姜思章所有顾虑。对方没有盘查他的过往，没有追问他的来处，只给了最实际的保护。他的眼圈突然发热，却努力挺直腰杆，只说了一个字：“谢。”
巴士继续向北，晚风吹得车厢微凉。到宁波时已近午夜，他在公共电话亭拨通了大妹的号码。电话那端传来压抑的抽泣声，他忍着激动报出车次。一个小时后，码头灯光下，姐弟三人几乎是飞奔着撞到一起，啜泣声被船笛盖过，谁也顾不上旁人眼光。
回到老屋，母亲拄着竹杖站在门口，背已佝偻，可眼睛依旧亮。屋檐下，姜思章低声唤：“阿妈，我回来了。”母亲抬手摸摸他的额头，粗糙的指尖颤抖不止。这一幕足足等了三十三年。
短暂团聚后，他按海关叮嘱撕下旅行证背页，夹进相册。那张薄纸成了他另一种意义上的护身符。此后五年间，他又偷偷返乡两次，并在台北发起“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四处奔走为老兵办手续。1987年秋，两岸正式开放探亲，他终于不必再绕道。火车进站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竟有些不习惯“正大光明”。
姜思章的故事并不独特，却折射出那个年代普通人的坚守。制度冰封也好，海峡阻隔也罢，只要血脉未断，归途便不会彻底消失。而那句“回香港后可以把这页撕掉”，正是国家替游子默默留下的一道安全门。
岁月流走，拱北海关早已换了新的电子闸机，可在档案角落里，1982年的那张绿色旅行证复印件仍完整保存。它提醒后人：有人用三十多年的等待证明，两岸亲情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真实实的牵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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